哈里森•福尔曼拍1944年的毛泽东江青
六、英骂青：“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前面谈到在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居然对他的好朋友李锐说：有朝一日如果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泽东说三句话——其中第一句就是“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这左右是指什么人，当然首先是指他的老婆江青。
因为对芝领导大跃进的许多做法不满意，英与芝的关系已经产生裂痕了，但这是两人分歧之处，英主观上当然是一直想处好与芝的关系的。但对于青，不是英想处好而处不好，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想与青好好处。英是那种不肯趋炎附势，绝不奉迎之人。这固然是性格所然，其实也是不智之处，既然想与芝的关系好，想干点事，那么对于芝身边的这个最紧要之人，怎么能不下点功夫呢？
居宫庭是非之地，处帝后尴尬之间，英注定了是一个两边不落好的角色，注定会成为青密集攻击的对象，也必然成为芝的牺牲品。
青对于英不仅仅是成见的问题，简直就是仇恨。
最早的仇恨可能发轫于西柏坡，那时英正担任着岸英的老师，两人的关系引人注目的好，而且两人还都不约而同的看不惯青。
前娘生的“长公子”与年轻的后娘，角色的本身几乎就是“天敌”，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再加上生活习惯、日常作派的巨大差异，岸英实在不喜欢这个上海滩来的鸟女人。岸英的地位并非后来的“远新”可比，他可是芝的亲骨肉，是正式的“龙种”，他“我爸是李刚”，依仗的是毛泽东，不需要依仗他不喜欢的后娘。所以岸英居然敢于对青说“如果你不喜欢爸爸，你就走开”。
青听了这样的话后，心中会有怎样的气愤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她不能与岸英正面起冲突，更不敢向芝要说法，于是怀疑并迁怒于担任岸英老师的英，她理所当然的认为正是英离间了她与岸英的关系。
建国后不久，岸英死于朝鲜，这个冲突算是消洱了，但英与青的隔阂依然存在并继续发酵着。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英长期掌管着芝的稿费开支，这种现象也是极不正常的。
在中国许多正常的家庭里，管钱的事往往是妻子当仁不让的权力，何况这个当妻子还是芝的正式“生活秘书”呢。无论是从“妻子”的角度，还是从“生活秘书”的角度，为芝管理“小金库”都应该是青的权力，但是芝却让英管而不让青管。芝这样做，其中就有一些说得出口和说不出口的理由。一方面，芝有大量的亲朋故旧，需要用钱去表示龙恩与圣宠；另一方面，芝还要交女友，也需要用钱去作润滑剂。如果让青管，芝就有许多不方便；只有让英管，芝用钱才方便，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多少。
芝的这种做法，无疑深深伤害了一个合法妻子的权益与感情。但青对于芝“敢怒不敢言”，于是迁怒于这个委托管理者英，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以上这两点因素是极为重要的，英也并不是没有觉察，但他没有自省，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青想想。在这些小事，英也是常常拎不清。
相反，由于看不惯青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作风，看不惯青的心狠手辣的待人处世，英毫不掩饰对青的憎恶与鄙视。
在青这一边是对英的仇恨，在英这一边是对青的憎恶，二五一凑，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糟，渐渐势如水火了。
青为何不想办法收买英呢？因为她也看出来了，英是一个难以折服，不能相容，不可能被收买的人。而青一向是有野心的女人，自比武则天，心比天还高，对于横在他面前的绊脚石，她当然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一有机会就会对英落井下石。
1962年，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受到批评，青第一个（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给英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不断在芝面前贬损英：“他不是你的人，我才是你的人”。这已经不是什么“进谗”，都有点像是争风吃醋了。
英是那种有传统观念的文人，一向认为女人参政非国家与黎民之福，然而他却眼睁睁地看着青一天天的牝鸡司晨，干政参政，参与了一出又一出的极左的整人运动，而偏偏芝还说她“政治敏感，对我有帮助”，英既满怀悲愤，又忧国忧民，骂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据说这话是当着朋友于光远的面说的。
英竟将刚刚走出后宫、风头正劲的堂堂“党母”视为“妖孽”，英真是不想活了。
中国的王朝历史上，干预朝政之女性被称为“妖孽”者代代有之，以“殷妹喜、商妲已、周褒姒”最为闻名。其中，苏妲已的故事普及程度最高，褒姒的故事虽没有妲已的故事那样普及，却有一条“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为百姓所熟知。
有商纣王才有苏妲已；有周幽王才有褒姒。
英既指青为“妖”，那么置芝于何地？
笔者在文革初期，即开始反感青。借于此文，叙一叙一个普通大学生何以“反感江青”的缘由及过程。
大约是66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笔者与同班同学老马（老马只是该同学的外号，因该同学脸比较长）在经过清华八号楼前的小路向西区走去，老马搂着我的腰说：“胡啊！毛主席夫人在北大，刘主席夫人在清华，亲自指导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多幸福啊！”笔者此时对青还一无所知，当然也毫无反感，连连称是。于是在照相簿上，用毛体草书写上一句话：“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我们赶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句话至今仍在我的老照相簿上躺着呢。现在每当翻起这一页，总是想我们当年“多二”啊。
听老马说这句话后约有五、六天的时间，笔者有一天晚上去了北大，北大的操场上人山人海，江青正在讲话。青在讲话中大部分篇幅并没谈什么“文革”的正经事，却大诉她的“亲家母”（即刘思齐、邵华的母亲张文秋）对她的“迫害”，说什么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青讲话时情绪很激动，又是抹眼泪又是擤鼻涕的。当时笔者就不以为然，后来又仔细读了传单，感到这所谓的“迫害”根本就不成立，于是摇头叹气，说来说去，仍是一个市井妇人啊，与我老家西隔壁一个特别会吵架的邻居张秀英也没什么差别。这就是对青反感最初的开始。那时是八月初。
八月中下旬，又看到一篇青对文艺界的讲话，她将建国以来二、三百部电影批得一无是处，除了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外，几乎没有一部是好的。不仅不好，而且反动，一概被列于文艺黑线，惨遭枪毙。比如，我们这代年青人曾经非常喜欢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批了也就批了，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带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也能勉强说得过去；那么象“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类农村题材的优秀作品呢？却说是“歌颂中间人物，抹黑贫下中农”；那么还有一类战争片、地下党的故事片呢，比如“烈火中永生”、“野火春风斗古城”呢？却又说是为“叛徒”树碑立传的——
青在这篇讲话中一报就是一嘟噜几十部片子，然后三言两语就将它们全部枪毙了；再报一嘟噜几十部片子，又横七竖八的毙了。这一回，笔者读此讲话时，就不再是摇头叹气那么简单，而是非常生气，也引发深思。这不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吗！这不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吗！这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于是认为江青不过就是一个疯婆子，偏执狂，脑子都不正常，怎么能领导文化大革命？
以这两件事为启端，开始反感青。此后对青的认识越来越坏，首先那套着装，男不男女不女的；其次是讲话装腔作势，一开始总说是代表毛主席，你能代表毛主席吗？当然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再其次就是从来不谈促生产，总是与周总理唱反调——日积月累，我早已经在心里骂她就是苏妲已。
从认定青是苏妲已开始，对芝的信仰就动摇了。苏妲已的角色已经对号入座，却也不敢肯定芝是商纣王。不希望他是，不相信他是，宁可相信他也是上当受骗了。可是芝这样的“光焰无际”怎么可能上当受骗呢？我们也不过是自己骗自己。
我们美好的愿望，芝总有一天会认清他那个枕边之人。狐精总有一天会显原形，毛终究会将她打入冷宫的，那么圣天子仍然是我们的圣天子。哪能想到这一天永远也没有到来。
读《封神演义》，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在商亡的全过程中，苏妲已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她几乎是一切阴谋、一切暴政的原创者，炮烙、敲骨察髓、剥皮抽筋、剜比干心的酷刑都是苏妲已发明的，而商纣王似乎只是为女色所惑，耳根子软，上当受骗了。
而在文革的全过程中，谁是原创者呢？毫无疑问不是青。
多年后，小青儿在法庭上说：“我不过是主席的一条狗”。
说小青儿就是苏妲已，现在看来她是远远不够格。说芝是纣则有过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