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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之死(15/15)

——《逝者如斯》系列

李锐很有才华

十、附录:相信周惠(张杰)?还是相信李锐?

原文标题: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作者:张杰)

(胡鹏池按:这是2010年发生的一起公案,至今未有明确的结论。后续的文章虽然有几篇,但并不很多,笔者正在重新研究田家英,故将张杰此文作为附录全文重发,以引起关注。笔者主观上认为这样一篇文章不可能全真,但同时也不可能全假。)

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

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

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

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胡鹏池注:
1、1990年代中,有没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没有这样一个“党史资料抢救工程”?
2、有没有“周惠与庐山会议”这份资料?
3、张杰是何许人?他怎么能看得到资料?)

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注:有没有这回事?有的可能性很大。)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注:有没有“夜闯美庐”这回事?),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注:关键是庐山会议后,田家英有没有见过周小舟?周小舟有没有与周惠再重逢?)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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