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社会盛行丛林规则，山西资源市场是实行野蛮丛林规则的典型。
山西煤老板因煤而生，因煤而灭，邢利斌、张新明、贾廷亮等煤老板的名字，为山西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刻上野蛮生长的烙印。土豪炫富、7000万嫁女只是小节有亏，围绕黑金的权商关系链，以贿赂、枪械等手段玩转所有资源为我所用，当地利益集团铁板一块共坐小朝廷，共同抱紧某棵政治大树大发“灾难财”，才是症结。他们在当地留下的是环境难民、经济难民，盘根错节的利益链，以及难以洗刷的耻辱。
官员与煤老板、国企高管如一连串带鱼，前后衔接，互相呼应。张新明能量之大，能够获得央企华润集团匪夷所思的并购，华润93亿并购张新明金业集团，实际价值仅十几亿元。张新明还能够将法院办成自己的私庭，股权出售后市场价格上升可以借助法院以貌似合法的手段强行要回。山西省第二大煤炭企业集团，刚重组成立一年半的晋能集团董事长与总经理双双被调查，似乎也与张新明有无法摆脱的关系。
市场如此之黑，与山西煤炭经济发迹之初的血腥有关，从清末晋商开始到阎锡山执政山西之后，山西市场经济中断，更不知何为规则市场。一位长期研究煤老板、曾撰写《煤老板自述三十年》的刘劲飞先生曾生动地写下，抢煤矿时动用武器“先打自己一枪”、“再弄死两个人”摆平械斗的情形。煤老师就是在丛林社会的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狼头”，他们首先比拼的是狠，其次是智慧与人脉，最后才是经营能力。到现在为止，煤老板没有显示出抵御行业周期下行的能力，煤价下跌一筹莫展，树倒猢狲散下场惨淡。
腐败的官场不仅不能划出底线，反而推波助澜，9月1日《新京报》报道，一位吕梁下辖某县官员介绍，（官商）“相互支持”，指吕梁官员竞选时找老板借款或由老板资助上位，即由老板资助官员买官；而老板遇到问题，由官员出面摆平，双方一拍即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异化为“好汉之间互相帮衬”的关系。
山西煤炭市场是其他市场的缩影，一个混乱没底线的市场必然对应着一个混乱没底线的官场。令人惊讶的不是煤老板的贪婪无度，而是当地失去了所有的秩序与法度，某些官员为虎作伥，号称为民守财的国企成为私家财富后院，环保等部门成为摆设，作为最后社会救济所的法院居然助人劫财。当社会失去秩序，利益成为惟一的通行证，地面下的秩序成为真正主导社会运作的秩序。
山西官商勾结之所以引人关注，并非山西人品特别坏，分析制度分析到地域攻击，是分析者弱智的表现。此前煤炭价格暴涨，使山西骤然成为财富聚集地，各色人等轮番上场上演多幕好戏。一旦行业下行，冰山浮出水面，丛林社会的内部生态暴露在外部人眼前，规则重整才有可能，否则我们将看到一俊遮百丑的现象，赶出外省煤老板以应对舆论进一步巩固内部利益。
谁也不奢望中国市场经济一夜成熟，面对丛林，监管者所能做的是确立底线游戏规则，以免当地市场成为梁山泊聚义场。呵护市场经济底线的前提是，维护当地司法机构的独立，最起码避免身披法袍的法官成为某些势力的家丁；政府官员坚守自己的公益角色，起码多数官员还拥有起码的敬畏感与羞耻心；当地的大企业家受到平等待遇，起码不会拥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中国市场发展中，政府拥有与其他市场经济体不同的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资源分配者、游戏规则的裁判员，因此官员拥有底线意识，比什么都重要。
目前披露的官商勾结贪腐案，让我们直击中国市场最糟糕的部分，并据此进行改革。但对贪腐案的解读切忌出现偏差，如把矛头直接指向市场经济，认为是市场经济提供贪腐土壤，要求减少甚至取消民营企业，回归到国企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时代。不要忘记，在涉及煤老板的大案中，国企起到了转移资产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在山西，在周斌案例中一些央企充当了私家钱袋子的不光彩角色。
地方政府并不是天然腐败区，必须承认，拥有极大的财力与权力仍能秉持公正之心，为地方利益积极进取，是对圣人的要求。任何人能抵抗诱惑的最好办法，前期有预算、中期有监管、后期有审计与惩戒，均衡的监管力量，才能让人不能犯罪，惩戒让人不敢犯罪。
煤老板的系列案昭示，没有相对公平的法律，没有对权力与金钱的制衡力量，贪腐将如野火般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