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同达赖喇嘛（2011.08.08）
二○一一年是藏人流亡史上具有转捩意义的一年。流亡于印度、尼泊尔、欧美国家的十几万藏人，历经长时间的竞选和投票程序，改选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这是流亡藏人的第二次民主选举。十年前第一次选举，他们选出了一位佛学大师桑东仁波切担任流亡政府的行政首长，这说明流亡藏人尽管生活在境外世俗社会，政治意识仍然秉承传统，他们更愿意信任一位僧侣。十年后改选，他们却选出了一个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一位具有西方政治家风格的现代学者。与此同时，藏民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宣布政治退休，把政治权力交给世俗的流亡政府。二○一一年的这两大事件指标性地表明，流亡藏人社会正在向现代化转变。这一转变的具体内容，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社会世俗化。
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在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中经过长期观察、探索和思考以后，慎重筹划的一条自强之路。藏民族只有走开放的道路，在保护和保存藏文明优秀品质的同时，改革其中过时和失效的传统，和当代世界的现代化潮流结合在一起，藏民族才会变成一个自身强大的民族，从而改变被压制的状态而获得自由。
但是，这一转变也向流亡藏人提出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挑战，那就是怎样在实行民主的同时，保持流亡社会在政治上的一致性。
团结是藏民族的力量来源
精诚团结和互助求生使得藏人流亡社会成为二十世纪世界上出现的最为突出的难民社区之一。政治难民在异国生存，面临着种种困难和压力，内部发生分裂，互相指责，被外人利用，使得自身政治力量因分裂而消解于无形是大多数政治流亡社会的常见现象，这也是流亡社会的政治力量难免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
但是，西藏流亡社区在流亡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向全世界展示了令人赞叹的精诚团结。这是流亡藏人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强的原因，这一点也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始料未及的。流亡藏人社会能够做到如此团结一致，一个简单而根本性的原因，是他们有一个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曾经是藏民族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教结合的制度安排，他本人不仅是藏人的精神领袖，也是西藏政治权力的最高掌握者。藏民族不分地位的崇拜、追随和服从达赖喇嘛，在艰难的流亡生活中更是如此。
尽管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拥戴是流亡藏人社区保持政治力量的原因，达赖喇嘛尊者本人却很早就看出，这也对藏人走向现代化提出了一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形成一种阻碍。达赖喇嘛从流亡之初就考虑和筹划建设民主的流亡政府和民主化的流亡社区，并且逐渐将传统的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政治构架改革为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治结构。二○一一年，在流亡整整半个世纪后，第二次成功的民主选举，让流亡藏人有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信心，达赖喇嘛正式交出了政治权力，让民众选出的代表和官员自己来处理行政和政治事务，也就是要放手让民众自己在实践中锻炼民主生活的能力，包括怎样处理流亡社区内部的思想分歧。达赖喇嘛不再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对政治问题作出决策，不再常规性地对政治议题作出解释的时候，而实行民主化的流亡社会人人都有思想言论自由，那就是说，流亡藏人的思想分歧将不再受到表达上的约束，分歧会公开呈现。这是对流亡藏人、特别是流亡政府的一个考验。
既要民主，又要团结
上世纪七十年代达赖喇嘛就开始考虑争取藏汉民族间实现“民族和解”的路径。八十年代后期，达赖喇嘛正式宣布了他的中间道路方针，代表藏民族提出放弃西藏独立，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高度自治。这一中间道路方针，历经三十年，至今没有改变。但是，流亡藏人中以西藏青年会和让赞联盟为代表的一些年轻藏人，却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理想和诉求。当达赖喇嘛作为藏人政教领袖并代表藏人表达政治意愿的时候，流亡藏人必然一边倒地拥护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作为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藏人官方政治机构，在藏人中几乎没有受到政治异议的挑战。在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以后，情况有所不同。藏人流亡社会已经是实行民主原则的群体，又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自由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思想言论的自由，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包括质疑和挑战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为了让民众在民主中学习民主，西藏流亡政府不仅允许，而且鼓励民众的自由思想和表达。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顽固地拒绝和达赖喇嘛展开有诚意的对话，而且恶劣地贬损、污蔑达赖喇嘛，一口咬定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闹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中国政府的言行经常是明显地要激怒流亡藏人，使境内藏区的紧张形势更紧张，挑起事端，以便用“反分裂”的名义在藏区维稳和镇压。于是，流亡藏人中的独立派认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方针只是单方面的良好意愿，没有实际效果，不起作用，与其如此，不如争取独立。他们认为，藏民族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可走，那就是独立建国。
最近几年，独立派在流亡藏人特别是年轻人中的影响在上升。在达赖喇嘛政治退休以后，独立派渐渐地公开质疑和指责秉承中间道路方针的流亡政府，而且呈现出在流亡社会争夺民意的能力。
警惕中国政府离间策略
每当流亡藏人社会出现独立派和流亡政府发生争议的事情，外界立即传言说，西藏流亡社会分裂了。分裂意味着政治力量的抵消和消耗，是开始衰落的迹象。中国政府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乐见境外流亡藏人分裂和瓦解，为此耗了不少功夫。离间对方，拉一派打一派，伪装成对方的激进派，在对方内部打横炮，挑起一些特别小的话题然后迅速转向道德和人格攻击，往往能激怒受到无端攻击者，令对手互相残杀，这是中共用起来轻车熟路的策略。目的就是一个，让藏人内部分化瓦解，消耗掉藏人的政治力量。
这一套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源远流长根深柢固，而藏人是政治文化相对简单的群体，流亡藏人政府作为民选政府，面对这样的对峙，在可以采取的因应策略方面处于劣势。中国政府是一个威权专制政府，有庞大的人力和资源来研究和对抗藏人流亡社会，而西藏流亡政府作为民主政府，必须遵循一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民主面对专制，明处难斗暗处。
这样，藏人流亡政府实际上就有一个两难处境，既要实行民主生活，又要维护本民族的团结，而这两者事实上是互相制约，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藏民族未来的前途，依赖于建设民主社会，培养一代一代的民主新人，而藏人眼下的政治力量，则取决于所有藏人的精诚团结，取决于政治上的一致性。怎样做到两者兼顾，就要看流亡政府和全体流亡藏人的智慧了。
《动向》2014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