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打板子
皇帝跟草野小民隔着几重天，故因皇帝动怒而掉脑袋的人自然大多是他身边的大臣。在古代，地方官吏豪强杀死一个百姓，如同捏死一只蚂蚁，故百姓又有“蚁民”之称，而皇帝杀掉一个大臣，也如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这些满身文武艺的可怜的大臣，在可以随意杀人的皇帝面前，也只能算是“蚁臣”而已。这些为皇帝老爷打工的“蚁臣”，稍不如主子的意，便要遭到鞭笞杖责，毫无做人的起码的尊严，并且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
皇帝们既然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一不高兴便把臣僚宰掉，更可以随时随地对他们进行责罚。他们责罚臣僚，除了给其加上一个罪名，交司法部门处置之外，最常用的手段，便是亲自抄家伙或令左右狠狠揍人一顿。而揍人时最常用的要数棍棒了。皇帝老爷在朝堂或宫内用棍棒责打臣僚，名曰“廷杖”。
廷杖之刑，可谓历史悠久。早在汉代，一些皇帝老爷就爱用此刑责罚大臣，不过，这些皇帝大多是龙颜大怒，或是杖杀有罪的朝臣官吏以杀一儆百，或是对有过的朝臣杖责一通，以示薄惩，可谓即兴而为，偶尔用之。到了明代，廷杖竟渐成制度，被皇帝老爷当作一种惩罚大臣的常规手段。而被廷杖的朝臣，虽然多能保命，但受刑时的惨状，却实在令人睹之怵目，闻之惊心。
《明史•志第七十一》载：“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可见，明代廷杖渐成制度，应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述时务，洋洋洒洒写了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听了半天没听出说的啥名堂，越听心里越烦，终于大怒，不等王敏读完，便令人把茹太素召来，当面斥责一通。但只是奏书写得太长，又捏不出什么罪名，余怒未消的朱元璋便令左右把茹太素按倒在朝堂上，用大杖狠揍了一顿，以消胸中怒气。《明史•列传第二十七》对茹太素挨杖一事有简要记载：“（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茹太素几次获罪，又几次蒙朱元璋赦宥，但后来还是坐罪而死。
茹太素是明代第一位受廷杖的大臣。另一位有史可查的受廷杖的大臣，是工部尚书薛祥。《明史•列传第二十六》只说他“坐累杖死，天下哀之”，竟未说他因何罪而被杖毙。薛祥曾任京畿都漕运使，史书赞他“分管治淮，浚河筑堤，徭役均平，民无怨言”，“治淮八年，民相劝为善。及考满还京，皆焚香，祝其再来，或肖像祀之。”他在工部尚书任上，敢于冒死谏言，保护工匠，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了不少人。看来，他恐怕也是因不值一提的小事触犯龙颜而被朱元璋下令杖杀的。薛祥被打死后，有大臣上书说“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也即大臣即使犯了死罪该杀，也不应施以廷杖，对其进行侮辱。但朱元璋依然故我，朝堂之上，仍有大臣不断挨揍。
因忤逆朱元璋旨意或言行令其不快而挨廷杖的大臣究竟有多少人，史无详载，但他的子孙们把祖宗的遗风发扬光大，动辄大发淫威，对大臣施以杖刑的事例，史书却有详细记录。
明代自永乐朝以后，皇帝越来越频繁地对大臣施以廷杖，挨打者或一两人，或上百人，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打成终身残疾。《明史•志第七十一》对历朝皇帝滥施廷杖有一段总结，并开出一长串名单。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臣挨打，有的的确有过，有的是因为谏言惹祸，有的是得罪了权奸，而有的则是因为皇帝老爷发怒，连为何挨打的原因也没法交待。中央大员和地方长官，动辄挨揍，饱受肉身的摧残和人格的侮辱，真是“令天下莫不骇然”。
廷杖并非简单地用杖打上一顿了事，其中大有名堂。明正德年间，武宗当朝，宦官刘瑾专权，廷杖成为常用的刑罚，这一刑罚经过刘瑾的不断研究改进，变成了一种十分狠毒的酷刑。
宪宗朱见深当朝时，朝臣被廷杖，均不脱衣。有时皇帝还特别开恩，准许朝臣受杖时穿着棉衣，再裹上一层毡子。尽管如此，有的人受刑后都要卧床数月才能下地。到了武宗朝，权宦刘瑾一手遮天，皇帝事事都听他的，惩处朝臣也不例外。如此一来，满朝文武可就倒了霉矣。刘瑾规定，朝臣受杖时要解衣脱裤，而能否保住性命，要取决于监刑太监的态度。行刑的人要听监刑太监的口令，并且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和脚尖的暗示。如果他脚尖向外，摆成“八”字形，行刑者的大杖落下时就轻一些，受刑者不致被打死；如果他的脚尖向内收，受刑者便难保活命。监刑太监的双脚，这时成了决定朝臣生死的“机关”。当然，监刑太监也是在执行刘瑾的密令。
行刑的校尉，事先都受过专门训练，《中国历代酷刑实录》对刘瑾如何训练打手有详细的描述：
先用皮革包扎成两个假人，一个里面装上砖块，另一个外面裹一层纸。用杖打装砖块的假人，看上去下手很轻，但打开皮革察看，里面的砖块要全部粉碎；打包纸的假人时，看上去下手很重，但连纸也没有打破——练到这种程度，他才能被选用为执行廷杖的打手。这样，在实际行刑时，就可以随心自如：如果想把人打死，就用打包砖块的假人的手段，如果想照顾某人，就用打包纸的假人的手段。不知内情的旁观者单从校尉用力的情形根本看不出监刑者的真实意图。……正德以后，嘉靖、万历等朝也采用了刘瑾创立的训练方法。
朝臣们挨这些训练有素的行刑者打，是生是死，就全取决于监刑太监的暗示，取决于权奸的秘密指令了。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户部尚书韩文、大学士刘键、谢迁等上书弹劾时称“八虎”的刘瑾、马永成等太监，历数其罪状，请诛奸宦，刘瑾等人吓得深夜跑到朱厚照的寝宫环跪而哭，极力为自己的罪行诡辩，并反诬宦官王岳因忌恨而交结阁臣除去他们。朱厚照原来就十分庞信这帮太监，听他们哭辩，当即“大怒”，立命将王岳收监，并命刘瑾掌司礼监，丘聚、谷大用两个太监各主东、西厂，其余人等各任要职。
司礼监为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实权常在内阁首辅之上，刘瑾大权在握，立即进行报复，矫诏将刘健、谢迁赶出京师。
刘瑾这一干法，激起了众怒，给事中艾洪、南京御史戴铣、御史薄彦徽等21名朝臣，联名或单独上疏，请留刘、谢二人，称：“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任。”朱厚照竟下诏将这些朝臣全部逮捕，在宫门下各施廷杖30。戴铣被打得太重，当场死于杖下。其余人皆被除名。蒋铣出狱三日，独自上疏，弹劾刘瑾，又被杖30，三日后，他又拼死上疏，再次被打30杖，三天后死于狱中。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王阳明）时任兵部主事，上疏营救戴铣等人，被廷杖40，打得死去活来，然后贬往贵州。王守仁走到钱塘（今浙江杭州），被刘瑾派出的人追杀，紧急中将衣冠丢在钱塘江边，又写下“绝命诗”一首，其中有句曰“百年臣子悲何及，夜夜江滔泣子胥”，制造投江自杀的假象，才逃过追杀。
朱厚照是明王朝爱用廷杖的皇帝之一，这些遭到毒打的朝臣，并非有何罪过，而是上疏请除奸宦，劝他不要荒于国政，四处游幸。刘瑾被诛后，奸宦江彬又受朱厚照庞幸，在江彬的鼓动诱惑下，朱厚照四处巡幸，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在河北、山西等地游荡了几个月，回京不久的朱厚照又要南巡，兵部郎中黄巩等人上疏切谏，朱厚照又是“大怒”，他这一怒，朝臣们又倒了霉。《明史•本纪第十六》对朱厚照这次大怒的结果有所记载：
“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鞫治，杖杀之。乙卯，下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于锦衣卫狱。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是日，风霾昼晦。夏四月甲子，免南畿被灾税粮。戊寅，杖黄巩等三十九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
“杖……于阙下”，也就是把“有罪”的朝臣押到朝堂下，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用刑，以此大逞皇帝的淫威。史籍载，黄巩挨杖之后，被削职为民。林公辅、余廷瓒等人当场被打死。何遵被打成重伤，两天后死于狱中，翰林修撰舒芬被打完30杖后，奄奄一息，抬回翰林院后，掌管翰林院的头目怕得罪朱厚照和奸宦江彬，令人抬走，舒芬呻吟道：“我官在此，就让我死在这里吧。”头目仍不答应。舒芬只好让人包裹好伤口，让人抬着前往被贬谪之地福建。两次被廷杖者共140余人，被打死11人。
想想那些饱读诗书的文臣，被扒下裤子，露出屁股，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惨叫痛嚎，甚至当场惨死于杖下，真令人不寒而栗。此时的宫廷，对那些受刑者来说，已经变成地狱，而穿着龙袍，高坐于龙椅之上的皇帝，也变成了专门向世人索命的阎王爷。
也许是由于祖宗为他们做出了榜样，明王朝的皇帝大多好对臣僚施以廷杖。明世宗朱厚熜当朝时，也经常对朝臣实施廷杖。规模最大，朝臣被打得最惨的一次，是因“议大礼”一事。
朱厚熜的老爹兴献王朱佑杬，是孝宗朱佑樘的弟弟，朱佑杬死后，朱厚熜继承王位。朱厚照无子，由皇太后张氏做主，将朱厚熜过继给朱佑樘，作为嗣子，这样他就可以朱厚照之弟的身份继承大统。朱厚照死后，遗诏由朱厚熜继皇帝位。朱厚熜本应称朱厚照的老爹孝宗朱佑樘为父，称他的父母为“本生父母”，但他坐上龙椅之后，便翻脸不认人，不再承认自己是朱佑樘的嗣子，并且追尊生父为兴献皇帝，生母为兴献皇后，后来又下诏免去加在父母称呼之前的“本生”二字。朝臣群起反对，认为他这一干法不合“大礼”，尚书金献民、吏部侍郎何孟春与九卿以下237人，长跪于左顺门前进谏，劝皇帝收回成命，自晨至午不退。朱厚熜两次令司礼太监谕告群臣，要他们退出左顺门，但群臣坚持要等朱厚熜改变主意后再走，并既哭且呼，声震宫内。朱厚熜怒气冲霄，令校尉将为首的8人逮捕。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等人用力摇撼大门，放声大哭，有大呼太祖、孝宗者。朱厚熜又下令将五品以下的朝臣134人逮捕。这些被关进诏狱的朝臣，先后遭到毒打，有的被拖到午门打，有的被拖到朝堂外打，有的人竟两次被杖，一百多人中有16人被打死。这次朝臣因抗议朱厚熜认亲爹、加尊号而遭廷杖的事件，史称“大礼议”之争。
朱厚熜打朝臣打出效果，打出了威严，并且打出了乐趣，自此以后，朝中文武对其稍有触犯，便要开打。
嘉靖十二年（1533年）十月，天降陨石雨，不久太子死，俺答部落又犯大同边境，御史郭宗皋上疏，劝皇帝“惇崇宽厚，察纳忠言，勿专以严明为治”，朱厚熜下令将其逮入诏狱，以夹棍、拶指等刑反复折磨，随后又押到午门重打40杖，直打得皮肉绽裂，两腿露出白骨。郭宗皋命大，挺了过来，后被提拔为兵部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不料又遇俺答入侵，总兵官张达与副总兵林椿战死，所部全军复没，朱厚熜诏令将郭宗皋和大同巡抚陈耀各杖100，陈耀毙命于杖下，郭宗皋被打得奄奄一息，险些死去。
每年春天，皇帝需亲临太庙祭祖，嘉靖十三年（1534年）四月，朱厚熜遣武定侯郭勋代祭，朝臣张选上疏说“宗庙之祭，惟诚与敬”，皇帝应该亲自前往祭祀，“倘更不亲行，则迹涉怠玩”（《明史•列传第九十五》，这本是提个建议，连劝谏都谈不上，不料朱厚熜竟“览疏大怒”，令将张选押到宫门前施杖80，他亲自坐阵，在文华殿监刑，每个校尉行刑后，都要向他报数，直打断了三根竹杖。张选被打得昏死过去，抬回家后，由家人灌以汤药，才苏醒过来。
嘉靖二十三年，俺答部落犯境，进至完县（今属河北），京师震动，全城戒严。朱厚熜又恐又怒，下令将总督宣（府）大（同）军务的兵部尚书翟鹏、巡抚蓟镇佥都御史朱方逮入诏狱，然后施以廷杖。朱方被当场打死，活下来的翟鹏被谪戍边……
嘉靖以后各朝皇帝，都是滥施廷杖，毒打朝臣的家伙，加上宦官专权，对朝中忠直之臣肆意残害，故不断有人死于杖下，或落下终身残疾。而继“大礼议”事件之后的又一次骇人听闻的廷杖，是所谓“江陵夺情”风波。
明神宗朱翊钧即皇帝位时，年仅10岁，朝政皆出自辅命大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老爹病故，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礼教，父母亡故，其子需在家中守孝三年，称作“丁忧”。张居正此时当然不愿放弃大权和正在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回原籍守孝，而朱翊钧此时才15岁，还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也要他留下继续处理朝政，张居正的追随者户部侍郎李幼孜、宦官冯保等也担心老张一走，恐有变故，于是便上演了一出“夺情”戏，即由皇帝下诏，要张居正继续留任。
张居正父死不回家守孝，引起一些朝臣的抨击，翰林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礼部主事艾穆、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人，先后上疏弹劾张居正，说张居正之举有悖祖宗之制和伦理纲常，称“夺情”是“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七》）张居正立即进行反击，与朱翊钧的大玩伴、宦官冯保密谋，让小皇帝传旨，以廷杖惩罚那些反对“夺情”的朝臣。《中国历代酷刑实录》对这次行刑有详细的描述：
吴中行等人都被用绳索绑住手腕，身上穿着囚衣，押出午门。午门随即关闭。午门前的空场上，百名校尉衣甲鲜丽，手执木棍左右排列。司礼太监宣读了万历皇帝的批示之后，在午门西侧台阶下左侧就坐，锦衣卫指挥使在右侧就坐，手下听候差遣、往来奔走的有数十人。不一会，校尉把应受杖的犯官拉过来一个，让他在指定的位置脸朝下趴在地上，掀起上衣，褪下裤子，露出屁股和大腿。司礼太监命令：“搁棍！”两旁排列的校尉齐声大喝“搁棍！”这时有一人拿着一根大竹杖走出队列，把杖搁在将被打者的大腿上。校尉们又按照司礼监太监的命令齐声大喝“打！”于是，行刑者把杖高高举起，打犯官的屁股。打三下之后，校尉们又大喝：“着实打！”行刑者更加用力。打的中间，校尉们有时会按照司礼监太监的眼色，大喝“用心打！”这是告诉行刑者往死处打，行刑者心领神会，打得更加凶狠。每打五下，行刑者要换一个人。校尉们照样用吆喝传达太监的命令。每次喝令时，都是先由一人发令，然后百名校尉齐声附合，喊声震天动地，正在挨打和等待挨打的犯官们莫不心惊胆战，两腿发抖。
最先受杖的是吴中行和赵用贤，每人挨60杖。吴中行被打够数之后，校尉们把他放在一块大布上，抬起四角往地下摔了几次，然后拖出长安门，再把他放在一扇门板上，让家属当天立即把他抬出京城。吴中行已经昏死过去，有位中书舍人名叫秦柱，与吴中行交厚，带一名医生赶来看他，医生把一匙汤药给他灌下去，他才苏醒。家里雇来一乘轿子抬着他南下返乡。到家后，又请医生把他身上的腐烂的肉割掉几十块，大的一块就有一满把，大腿上往里挖了约一寸深，肉几乎被掏空了。赵用贤是个大胖子，抬到家后，烂肉一块块脱落，有的就像巴掌那么大，他的妻子把这些烂肉用盐腌上，收藏起来。
艾穆、沈思孝和邹元标三人比吴中行、赵用贤挨得更狠，每人都被打了80，打得血肉模糊，死而复苏。沈思孝受杖时，把右腿叠放在脚上。所以他的屁股一边伤势较重，另一边伤势较轻。回到家后，请医生剜去重伤处的烂肉，同时找来一只黑羊，活着割取羊腿上的好肉，塞到他的伤口的皮肤里，把皮缝好，敷上药。据说，这样过一段时间后，羊肉可以和人肉长在一起。不久，沈思孝按照朝廷的处分决定，应该流放到粤东戍所，他徒步翻越南岭时，血还在顺着腿往下淌。邹元标伤势更重，后来虽然痊愈，但每逢天阴，胯间就隐隐作疼，到了晚年，他竟然不能弯腰作揖。
直到明王朝风雨飘摇，行将灭亡时，思宗朱由检仍将廷杖作为祖宗传下来的法宝，用以惩罚朝臣，并且常常亲自指挥，把大臣按倒在金銮殿上打之。
崇祯十一年（1638年），朱由检重用奸臣兵部尚书杨嗣昌，名臣黄道周曾上疏弹劾，朱由检大为不快。此后，朱由检召见大臣时，黄道周又在奏对时与他辩论了几句，他于是怒火中烧，只是一时“欲加以重罪，惮其名高，未敢决。”（《明史•一百四十三》）后来杨嗣昌、魏照乘等人接连上疏弹劾黄道周，朱由检终于找到借口，先是将其贬官，后又以“党邪乱政”的罪名，诏令将其逮捕入狱，施杖80，贬往广西烟瘴之地。
崇祯十六年（1643年），御史蒋拱宸弹劾礼部郎中吴昌时贪污，“赃私巨万”，朱由检在金銮殿亲自审问，吴昌时不承认自己贪污，反复辩解，朱由检大怒，喝令用刑，几个太监上前用夹棍狠夹，以至吴昌时双腿皆断，当场昏死过去。吴昌时醒来后无法站立，只得由校尉背出朝堂。蒋拱宸也因言语触怒了朱由检，挨了一顿廷杖，连头上的纱帽都被打得四花五裂。
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已行将灭亡，朱由检仍滥施淫威，乱打朝臣。礼科给事中姜采、光禄寺监事熊开元，只是在朱由检召对时，说了一些真话，提了一些建议，朱由检便怒气冲天，下令将两人逮入锦衣卫狱，并下密旨，令下卫帅骆养性将两人悄悄杀死于狱中。骆养性不敢奉命，朱由检又改令将两人拉到午门廷杖100。朱由检想让两人死，行刑者下手当然就十分狠毒。熊开元先是受拶刑，然后打100杖。之后，行刑者又给他上了一次夹棍，打50棍，剥下衣服再打40棍。但熊开元却奇迹般活了下来。姜采手脚被绑住，由四个人拉着，脸朝下趴在地上，裤子被扒下，露出屁股和大腿。行刑者用力过猛，打断了好几根竹杖。100杖打完，姜采已不醒人事，他的弟弟姜垓赶来，按照别人提供的秘方，口含人尿灌之，姜采才苏醒过来。后来医生为他治伤，先后从他身上割下约一斗烂肉。
皇帝老爷为何随意屠戮或折磨侮辱臣僚，究其原因，一是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杀错了人或打错了人，无人敢找他们算账；二是他们认为所谓国家，不过是自家的私产，那些臣僚都是为他们效劳的奴才或是活工具，职位俸禄全是他们赐给的，生杀予夺，全凭他们一句话。这种心理，使得皇帝老爷从人变成了毒蛇猛兽，谁若稍有触犯，便要遭到凶狠的咬噬，而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本性中恶的一面一旦极度膨胀，又比毒蛇猛兽凶残十倍，而那些奴才或曰活工具也就遭了殃，别说什么人格、尊严，一不留心便要遭受酷刑，小命不保。
2008-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