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看见“民主盛宴”在中环出现
圣经传道书有一段是这样说的：“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在香港，我们也是“摆酒有时，去饮有时；公民抗命有时，占领中环也有时。”在别人庆祝国家的大日子时，我们也会在中环摆下一场争取香港民主的盛宴，欢迎所有支持民主并愿意为达此目标而有所付出的人来赴宴。即使你只是想来观礼，也是无人欢迎。
万事可能都有一条肉眼不能见的规律，或是有一些表面看不到的不变元素主导着事情的发生及发展。故我会问为何香港会在此时此刻出现这场可能是筵开千席的“民主盛宴”呢？还有，即使代价不低且也难料成效，有什么因素令那么多人在苦思后还是决心要来赴宴呢？
港人由上世纪80年代已开始争取建立民主的制度，这是源自香港在70年代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也就是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已在香港培育了一批对民主有诉求的港人。但当时可能只是局限于社会内年轻、开放、高知识水平的一群。他们是社会内的少数但却在社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可说是香港第一代的民主派。也是因他们的努力，在《基本法》内才有普选是特区政制最终目标的规定。虽然未能争取得到在97年回归时就可以建立起全面的普选制度，但有了最终能达普选的目标，而那时候的理解是回归后的十年就可以实现这目标，故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还是愿意多等十年。
回归却未能真的让港人感到“一国两制”下有真的“港人治港”，而只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委派的港人来治港，在欠缺由公平选举制度而产生足够的认受性之余，又因连番管治失误及失效，令对民主普选有越益强烈诉求的港人，由上一代较集中于社会精英及知识分子的一群，扩散到社会的不同阶层。在03年反二十三条立法的七一大游行后，对民主有强烈诉求的港人的层面越益扩阔。受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加深影响，香港积极的民主力量在不断壮大中。不论是来自中产或基层，更多人都对还未能实现普选的目标也感到越益不耐烦。
面对这转变，中国共产党不是尽快落实普选的承诺，反是要把实行的时间推后。分别在04年及07年，中国共产党先后把原先应实现普选的时间延后。但在香港社会民主声音越益提升下，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不定下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特首可在2017年由普选产生，之后立法会可由普选产生。
回应中国共产党的拖字诀，香港民主派出现了分歧。在2010年政改的纷争之后变得更凸显，民主派已分为了温和派及激进派。原先激进派以街头行动为主的争取策略，并未得到主流支持民主的市民的认同。但随着港人越益觉得中国共产党对履行普选的承诺是缺乏诚意，令街头的抗争行动变得更频密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在政改问题上展示的强硬态度，也令温和派单纯以议会及谈判为主的争取策略，相对上显得作用不大。
到了2013、14年时，港人已等候实现普选的目标近三十年。现实政治令香港新旧、温和激进的民主派人士，都明白只以议会及谈判是不足以争取得到民主普选，而必须与街头的抗命行动有机结合，才能增加成功的机会。和平占中提出“公民抗命、万人占领中环”能很快得到各方民主力量广泛支持，就是有着这背景。
到了人大常委会作出了“落闸”的决定，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一直说的普选，只是候选人要经筛选的中国式普选，而不是有真正选择的国际标准普选，各方民主力量更明白以街头抗命去争取民主普选，无论成效，都是不能回避的必经之路了。占领中环并不是争取民主的最后一着，而是新时代的民主运动的第一步。在第一次占领中环发生后，香港的民主运动必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一切还要看第一次占领的规模及进行的情况，才知道以后的发展方向会是怎样。但无论如何，占领中环肯定会是香港民主发展，继03年七一大游行后的一个分水岭。
社会转变可能是源自一些社会内的因素，如社会经历现代化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价值转变；但也会是因各持份者所采取的行动或决定，引发其他持份者的连锁反应，而产生的社会转变动力。在那一天，我们会看见“民主盛宴”在中环出现，就是因香港在过去三十多年所经历过的社会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