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都城（资料图）
余英时先生三巨册的经典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虽是以朱子为中心，其实探究的主体是宋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文化。这套书体大思精，不从哲学角度而以政治权力出发，是另辟蹊径的开山之作，不仅一扫哲学史的窠臼，而且填补了宋史领域的空白，当然引发巨大的反响。所谓“知我罪我”，余先生一定有此感慨。
余英时论南宋和战守三策
此地只谈与本文有关的“国是”问题；尤其面对金威胁的南宋。靖康二年，金人尽掳徽钦二帝、后妃、诸王北去，幸存的康王构当时领兵在外，于是在南京即帝位，是为南宋。终南宋一朝最重要的“国是”，就是面对虎视眈眈的金人；第一位提出“国是”问题的是李纲，他向高宗进札的第一论就是“议国是”：“中国之御夷狄，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余著上册，页三六五）故而余先生认为“李纲提出的和、战、守三策”，是“贯穿南宋的‘国是’问题”。（同上，页三六八）最后高宗放弃战守而取“屈己求和”的政策，与担任宰相的秦桧脱离不了关系；秦桧千古骂名从此而来。
秦桧是不是金人故意纵放的“掳臣”？依钱穆《国史大纲》，答案是肯定的：第一，秦桧自称是反对金人立张邦昌为帝而下狱，事实不然，发言“反对”的是马伸不是秦桧，秦桧藉此取得晋身之功；第二，与秦桧同时被拘的多人，只有秦桧逃离；为何？第三，秦桧自称杀掉监禁他的人，夺舟南逃。有那么容易？更可疑的是，竟然与妻王氏及婢仆一家同逃；可疑者四。最值得注意的是，秦桧在金，曾为同被掳的徽宗写信给金人议和，钱穆因此怀疑金人“夙知其能，故特放归”。（下册，台湾商务版，页四三五）高宗起用秦桧是不得已下的作为，高宗的儿子孝宗退位后还透露：“高宗圣训本以折桧之奸谋”，（余著下册，页二○○）可见高宗虽不得已重用秦桧却知其奸谋，严加防备。
金人正式向高宗提出的和议条件是“屈膝称臣”，甚而以拥立钦宗复位当要胁，秦桧与高宗共订“求和”的“国是”；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秦桧主政下，力主“反攻大陆”的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父子皆下狱赐死，不附和“和议”的士大夫被桧逐退。
殷海光五七年的反攻无望论
从中国“古史”回到台湾“今史”。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败逃台湾，隔着台湾海峡，中共扬言“解放台湾”，蒋政权矢志“反攻大陆”，诚如殷海光所说：“反攻大陆问题……是自由中国（按，指台湾）一切问题的基本关键”。（《自由中国》社论，一九五七年八月）殷海光敏锐的洞见穿透了台湾现实存在的核心议题，一直到今天还摆脱不了。
简单的说，溃亡台湾的蒋介石是强硬的主战派，一直到老死没有改变“反攻”的夙志。继位的蒋经国遵从蒋介石定下来的“反攻大陆”国策，临死前仍然提出“三不”政策，就是不与中共“接触”、“谈判”、“妥协”，但晚年解除“戒严令”并自称“我也是台湾人”的同时，就是放弃“反攻”，改“攻”为“守”的表态。蒋经国之后的李登辉与陈水扁两位民选总统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宣布“两国论”；一个号召“一边一国”，都强调美国应遵守〈台湾关系法〉来防御台湾，亦即弃“战”但坚“守”。马英九一上台开始大逆转，不只否决“两个中国”及“一中一台”，也反转了两蒋“反共”的基调。从两蒋的“战”到李、陈的“守”到马承认“一中原则”的所谓“和平”，要签“和平条约”，也就是走到“和”。“和”是什么？正是“屈膝称臣”；难怪马见到小小陈云林都不敢以总统自居，不敢在总统府接见，陈云林与马会面，不称“总统”，连“先生”也不提，只称“你”！
蒋介石在五○年代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四年扫荡，五年成功”，依美国政治学者丹尼•罗伊（Denny Roy）的评述，蒋不断向美方游说，要求支持中华民国军队重新拿回中国，一九五六年五月，蒋写信给美总统艾森豪表示，一旦中华民国军队登陆沿海之后，中国人民将“揭竿而起”，一九六七年元月台北驻美大使周书楷公开表示这一年是中华民国收复大陆的一年。（见Denny Roy ，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pp.115-116）
然而，也就在蒋介石积极部署反攻的五○、六○年代，《自由中国》在五七年七月开始发表“今日的问题”一系列社论，除〈绪论〉外，第一篇就是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戮破“反攻大陆”的神话，殷海光辟头就说：“这个问题不谈清楚，任何问题都得不到根本解决”，尤其殷海光把蒋政权一厢情愿的“假想”——等待未来可能的世界战争爆发就动手——用“实事求是”的笔法击个粉碎，引发了国府围剿，定调为“反攻无望论”，加以口诛笔伐，（见张忠栋《自由主义人物》，页四）说他们“为朱毛共匪张目”，说他们主张“两个中国”。“今日的问题”共十五篇，最后一篇的压轴之作就是雷震亲笔的《反对党问题》；后来这些文章汇为小册子出版；重点是，“今日的问题”以“反攻无望”始而以“成立反对党”终，雷震最后由于“组党”被捕，推其源头何尝不是因为打破蒋介石政权赖以维持的“反攻”国策的迷思。
《自由中国》创刊的发行人胡适见了那本小册子，公开演讲，题目是《从争取言论自由到反对党》，开口就再度重申辞去“发行人”的前事；正题则是着力强调：“‘反攻大陆’是一个招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希望和象征，……这样一个无数人希望的象征的一块招牌，我们是不可以去碰的。”胡适是“胆小君子”（为胡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语），他不敢碰“反攻大陆”问题，也不敢承担“反对党”发起人之责，背后有没有受到蒋介石的压力与影响？待考。国民党当时的秘书长张厉生在宣传会报中当着蒋总裁的面煽火，说《反攻大陆的问题》的社论影响民心士气，《自由中国》应该停刊。（张忠栋《自由主义人物》，页一七七）
美国五八年已定一中一台基调
值得注意的是，五八年秋天，第二次金马炮战声中，美国务卿杜勒斯到台北，最后发表联合公报，表示美方愿意协防金、马，作为防御台、澎之部分工作，台湾则承诺不以武力反攻大陆。这项新发展完全符合一年以前《自由中国》提出的反攻大陆问题的预测。雷震和朋友谈起，都相信军事反攻既不可能，台湾今后唯有开放党禁和言论，以政治革新达到政治反攻的路。（见上书，页一八○）再根据Denny Roy的说法：“‘两个中国’的结论，台湾遂而永远从北京政府的控制分离开来，看来相当符合美国的利益。”（p.116）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关系法》表面承认“一中”其实是支持“一中一台”，其基调早在五八年奠定。
然而，“反攻大陆”是“戒严法”合法性的来源，在美国当职业学生的马英九之所以强调“戒严法”不可废，就是要维持“一党专政”、阻却台湾民主化。蒋经国任内炮制“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以及“陈文成命案”，一直到八四年十月发生刘宜良（江南）命案，据称牵涉到蒋家二代；蒋经国开始思考终结蒋家政权或许肇因于此。八五年八月接受《时代》（TIME）访问，首度表示下一代蒋家人不会出任总统，十二月再度公开宣布他的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总统。八六年九月党外人士正式宣布成立民进党，蒋没有任何动作，十月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宣称即将解除戒严令。根据前总统李登辉的说法，蒋宣布解除戒严，原因是无法压制了，“详细来说，可能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解严：第一，他觉得国民党在台湾要生存，就一定要民主化和本土化，环境在变、时代在变、潮流也在变”，“他说过‘我也是台湾人’，不过这句话是他在一九八七年才开始说的。”（李登辉，《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页二三五）重要的讯息是，解除戒严令就是解除“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动员法”，事实上就是承认中共不是“叛乱集团”，也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存在。那么在“三不政策”下，蒋家汇入台湾的大流中的意义才能凸显。
二○○五年国共已开始讲和
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总统，十二年的执政，经过“二阶段的修宪”，李登辉认为老的中华民国已经结束，步入“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目的是借中华民国之尸还台湾之魂。二○○○年的政党轮替，不只是中国国民党下台，更重要的是号称“台独党”的民进党执政，台湾陈水扁把外省人集团打败，二○○四年陈水扁在选前二二八与李登辉联手完成二百多万人的“手牵手”的人链，终以过半选票获胜。“本土政权”的建构，台湾与中国势必愈离愈远。
○四年败选的连战与宋楚瑜先后到中国去见胡锦涛，连战讲得很白，就是“联共制台独”；外省人集团的中国国民党只有藉中共之力对抗本土“台湾人集团”的政权。○五年十一月马英九的心腹时任立委的苏起到中国“中共党校”演讲，批判美国对台军售，是破坏台海问题和平解决的元凶云云。也就是说，○五年中国国民党已经与中国共产党讲和了。马英九上台之后，全力倾中自是水到渠成：六四周年马不再说“六四不平反，统一绝不谈”，甚而称扬中国已经不同了，当然拒绝达赖喇嘛访台、当然拒见王丹等，甚至连香港民主派议员也不见，刘晓波因“○八宪章”被捕，马连屁也不敢放，更不必说为东突人说话了。
马英九急速向中国靠拢，台湾的中国政策从两蒋的“战”到李、陈的“守”来到了马英九的“和”；“和”是什么，远的如南宋向金割地赔款称臣，近的史实也有。日本侵略中国，汪精卫与日谋和，成立亲日政权，一九四○年胡兰成在汪的《南华日报》任主笔，一个月内写了十三篇社论，尤以《战难，和亦不易》打中汪的心坎，从此鱼跃龙门，成为汪精卫夫妇最看重的文胆，俨然是汪“和平运动”理论代言人。（张桂华，《胡兰成传》页九五、一○六）；可见“和”就是“降”！
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马英九全面的“谋和”，马英九的“和”绝不止于“屈膝称臣”，因为“解放台湾”早在中共议程上。了解台湾与中国此一历史进程，再看马英九一年多的作为，台湾“今日的问题”比《自由中国》当年“今日的问题”还严酷。
《开放》2009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