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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自认文人无行

1956 年冬天,任家第二代、第三代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4 号冯友兰住宅前合影。后排三位男性,右一、右二分别是冯友兰和演员金山;中排五位女性,左一左二分别是孙维世和女儿宗璞,右一右二分别是任均和夫人任载坤;前排五位少男少女是任家的冯姓和王姓外孙。

三十年代已享盛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在中共治下竟然一再主动自贱自辱,到文革后已经无能自拔自新,为马列缠身而终,实乃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悲哀的典型。

“文人无行”,《成语词典》的解释是:“喜欢玩弄文字的人,品行常常不端正。”

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友兰曾被列为大陆“四大不要脸”次席,仅次于首席郭沫若。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冯友兰是大名鼎鼎的。民国时期,他曾被称为“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新理学的创始人、新儒家的开拓者。可是到了下半生,他却拜倒在毛泽东脚下,曲学阿世,自我否定,成为儒门的罪人!

出身书香门第家境殷富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县人,出生书香门第,家境殷富,极重教育。他的父亲冯台异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曾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冯友兰夫人任载坤,二姨妈任纬坤(后改名任锐)是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的妈妈。孙维世曾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先被毛强奸,后于文革时被江青害死,时年四十八岁,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她的遗体。

冯友兰岳父任芝铭,一八六九年生于河南开封,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志士。他曾做过汤恩伯的高级参议,抗战初期亲自把小女儿任均送到延安。毛泽东专门为他举办宴会欢迎。任芝铭说:那边的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那年代,大家都以为延安是“革命圣地”。

一九四九年后,任芝铭是民主人士,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温情对待地主;三年饥饿时期,他以九十高龄写信给周恩来,如实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情景。他在北京颤巍巍地对女儿任均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

任芝铭活了整整一百岁。到晚年,经红卫兵批斗后,他已经看不懂时代的游戏或革命的变异了。他向周围的人发出疑问:“是不是政变?”

留学美国哲学成就受蒋介石敬重

一九一八年,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19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3年得博士学位后自美返国。他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等。

有评论说,冯友兰虽然读书善于动脑,但个性缺乏耿介高洁,喜结交权势。他“有一种世俗的聪明,处世灵活,与时俯仰”,“奔凑掌权政治人物、掌权势力”,喜欢出头露面。他一生甘当风派,进行政治投机,阿谀权力,没有知识份子的风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人无行”吧!他最后身败名裂,正是这种世俗性格的结果。

冯友兰是见风使舵的高手。早在抗战前夕,在清华就已为人所知。一九三四年冯友兰获邀出访捷克及苏联,回国后分别就苏联见闻及历史唯物主义作两次演讲,触怒了国民党当局,遭逮捕审讯,不久获释。事后冯迅速向国民党靠拢,不久即加入国民党,并当选国民党五全大会代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冯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旋即再迁昆明,任职于西南联大。因迁徙期间国民党籍关系中断,一九三九年冯再次加入国民党。

任教西南联大期间,冯与国民党高层往来密切,数次前往重庆为国民党干部授课。一九四三年他以西南联大党部名义致函蒋介石,望其“收拾人心”,蒋阅信“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四五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冯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分别完成于三十年代初,给他带来声誉,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学概念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其中许多概念已成为定论,为后世学者所共同接受,堪称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之作。史学家陈寅恪曾为之撰写过两篇学术报告(即学术评语),给予肯定。一九四八年秋,南京中央研究院推选他为院士。蒋介石曾请他吃过几次饭,他有请必赴,乐陶陶接受。

写信向毛效忠反被毛教训

在共产党掌权前夕,冯友兰从美国访问回到北平。留还是走,他至少有三个选择:一是去美国,一是去台湾,一是留下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飞机到北平,愿意走的人,可以上飞机。他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平等待共产党到来。

他说:“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份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兄)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份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冯友兰自述》第126页)至于后来是不是如他想的那样,他没有说;共产党如不能把中国治理好,他敢不敢不拥护,敢不敢反对,他也未讲。不是不说不讲,而是不敢说不敢讲!

那时的去留,可是政治眼光和文化素养的生死抉择啊。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人毫不犹豫,上飞机走了,因而免受长达几十年非人的煎熬、折磨和杀戮。

而冯友兰,对共产党的本质显然没有深刻认识,尽管他是个出色的哲学史学者,且不乏处世的机敏。他可能太自恃聪明和地位,以为任何政权下都会被敬为上宾。

事态的发展,完全和他所想象的相反。知识份子没有成为上宾,反成为被宰杀的头羊。一九五七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对他进行批判。他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他难道不知道,共产党的理论家的流氓文化本质?冯友兰不只没有去理解研究共产党,还奴颜媚骨地去迎合,以期获得一点生存空间和政治信任。中共建国才五天,他就给毛泽东写效忠信,大意说:

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他大概以为毛也会和蒋一样,敬他为上宾,请他吃饭。岂料毛泽东给他的回信说:

“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覆。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彻底自我否定倒向马列主义

他的效忠,毛并不领情;重写一部哲学史,毛也不感兴趣。你是“犯过错误”的人,“不必急于求效”,“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好好改造思想吧!

当时冯氏对毛的回信心中有反感。他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毛一向认为知识份子不老实,你敢反对么?但后来冯友兰当梁效顾问,批孔丘,胡说八道,哗众取宠,这就是不老实了!

在毛泽东治下,冯多次检讨自己的历史问题,在国内外数次公开表示新理学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敌”,“反人民”,是“要人一心一意拥护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国民党政权”,给自己扣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他和郭沫若一样,说“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并“对四十年代所写的几本书忏悔”。他经常配合政治形势,“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相继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参加批判胡适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动;大饥荒后政协开会向毛泽东献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一九六五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学部开会,闭会时毛泽东接见和拍照。毛和冯友兰握手,照片中还有刘大杰、周予同等人。冯友兰就此作了一副对联:“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反修。”冯氏因毛的“关怀”沾沾自喜,一副获得宠信和准备效劳的奴态跃然纸上。殊不知毛并不需要他效劳,他已是横扫的对象了。

文革爆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专家、教授、学术权威统统在被打倒,连中学教师都备受逼迫和杀害。北京大学首当其冲,冯友兰身在的哲学系,更是在劫难逃,成为漩涡的中心。毛开始一场对知识份子疯狂的大迫害大屠杀。

冯友兰被抄家后关入牛棚,可是他运气好,不足三年,毛突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唯物主义,不懂唯心主义,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冯教授因此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

一九七一年,文革中期,冯友兰不甘寂寞,写诗托谢静宜转呈毛:“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这是向毛伏拜,他这棵“朽株”愿效犬马之劳。可见从一九四九年起,冯友兰一个须发苍苍的哲学大家,内心装着的却是一颗卑渺而低贱的灵魂。

批林批孔不惜大捧江青

“批林批孔”开始,江青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作笔名,谐音“两校”。哲学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等都曾是梁效的成员或顾问,都为后人所不齿。梁效文章被视为反映中央高层意图,每有发表,全国转载,“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批林彪,批孔孟,批邓小平。而吹捧《女政治家武则天》——为江青上台鸣锣开道。

这时,冯友兰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他又写了《论孔丘》一书,为江青集团效力。他说他是“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给了孔丘一个回马枪”。在这些书文中,他称自己解放前的尊孔思想是“为大地主大资产家,特别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解放后则是“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认为自己能参加批孔运动是一种“更大的幸福”。——作贱自己,不留余地。

投靠江青的时候,冯友兰写了二十五首《咏史》诗,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其中有“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出卖灵魂,无以复加。

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准女皇江青来看他,感激涕零之余,颂诗奉主。其中一首说:“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文革后还不能自拔为老友不齿

冯友兰晚年反思他的行为:“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

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第189页)这种文皱皱的反思,对于一个大学者而言,也不过是唾面自干而已。

一九八五年冯友兰九十岁生日,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曾经是好友的梁漱溟。梁不仅不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梁漱溟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耻与为友,故不题上款。也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了。

文革后,冯通过口述方式开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自称是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准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准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至一九八九年完成。据说全书从始到终贯穿着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观念,令人不忍卒读。一位哲学家竟然被洗脑到如此地步,实在叹为观止。

古人曰:近朱者赤。冯友兰在染缸里浸泡久了,已失去本来的面目。他临终前给自己盖棺论定,是一个无行的文人!掷笔浩叹,冯友兰在共产党治下的所作所为诚然出自他人格上的严重缺陷,但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其前半生并未卑躬屈膝至此,也不能不令人感到“苛政猛于虎”的严酷!

2014年8月10日于香港东西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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