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政治是名符其实的“黑金政治”，这“黑”，一喻官场之黑，二喻山西官商共同的生财之道是黑色的煤。目前共有8名省部级“山西系”官员被查，该省官员利用煤资源配置大权而产生的官商勾结，既展示了中国资源大省的主要腐败类型，也揭露了中国“带血的GDP”背后的残酷，以及该省民众在生态废墟上度日的艰辛。
山西政治生态与地方荣辱观劣变
这次中央政府清理山西官场的主要理由是“山西地方政治生态有严重问题”。当地政治生态恶劣，从当地荣辱观严重劣变可见一斑：个人荣辱系于财富，财富来源可以不择手段。虽然这是个全国性问题，但山西的特殊性在于连牌坊都不要了，是鹅城的现实版。
山西省的政治经济以“煤”为核心。近30年以来，山西政治与社会新闻的关键词，由矿难、黑煤窑、童奴、煤老板炫富、买官卖官、假记者讹诈、官员入股煤矿、煤矿采空导致地陷等组成；所有震动中国的事件与贪腐案件，其源头全都与煤有关。就连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巨款贿赂铁道部长刘铁军案，也是为了煤的下游产业，即煤的运输。因为依赖煤发财致富的人全成了地方“精英”，他们的荣辱观就成为当地的主流荣辱观。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很清晰地向世人展示过山西那种以辱为荣的荣辱观，侯入狱前后两件很“牛皮”的事使他在贪官群中“鹤立鸡群”，一是据说他曾威胁办案人员：“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怎么样，那山西会有一大批官员跟着我倒霉，不会少于二三百个干部”；二是2013年侯提前出狱，当地官员、煤老板及名流们，争相迎接其“荣归故里”，列队欢迎，鲜花簇拥，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
当地民众的麻木也很有名，开小煤窑蓄养童奴成风，可见当地民风败坏。2001年榆次村民胡文海持枪连杀14名村官及相关人员，起因是历任村干部瓜分村办煤矿上交的400余万元，胡文海多次申诉未果，还被村民们嘲笑。胡痛恨正义得不到伸张和村民的麻木，因而杀人。他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令人动容：“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
无论是胡文海杀人案还是侯伍杰等类入狱，与当地依赖煤矿发财的事例相比，都是小概率事件。山西官场官员们“吃煤”如故，煤老板炫富也不避讳，7000万嫁女的故事惊世骇俗。
带血的煤：国家资源配置权被极度扭曲使用
2010年代中期，频发的矿难令全国震惊，并带出了煤矿中的官商勾结问题，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国内媒体有不少报道曝光山西带血的煤，仅略举一二，可见一斑：
全国的煤矿都成为腐败渊薮，因为中国矿山开采权属于国家，而国家是抽象的，国家权力需要官员代表，于是矿山开采权就成了权钱交易的筹码；又因为国家部门繁多，官员们独吞利益不太可能，于是利益均沾，一切只要能够与矿山沾点边的人物，即对矿山开采权发包者与承包者能够构成伤害（亦即能够利用管辖权对煤老板吃拿卡要）的权力部门，都能够依靠煤矿发财。
山西一个熟悉煤炭产业的记者计算过，大概有27个部门和单位能够插手煤矿的事情。于是，这27个部门的官员人等都附着于这条生物链上，体现为官员们在煤矿企业拥有的“股权”，而这股权的设置也各有奥妙。2005年11月1日，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开发表讲话，称该局一项调研结果表明，“官煤勾结”的实质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1、政府官员或国企负责人在小煤矿入股，谋取非法利益。2、政府官员暗中自办煤矿或庇护亲属违法办矿。3、政府官员违规滥用审批权，收受矿主贿赂。4、纵容、包庇煤矿违法生产经营。5、在矿难发生后官员参与隐瞒事故。
政府官员从煤矿中获得的高额回报只能隐藏于暗处，而煤老板却公然炫富。胡润编制的“中国能源富豪榜”里提到：上榜富豪中，山西煤炭老板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出煤矿作为资源行业中的油水究竟有多大。产煤省份流传的话是：开上一个小煤窑，“等于弄了一台印钞机”。但这台印钞机里滚出来的钞票，煤矿主并不能独吞。对于承包者来说，企业的利润不能少，上交的承包费用不能少，官员们的进贡更不能少――煤矿主算过，赚1块钱，就要拿出4、5毛来打点各种关系，这些“关系”除了官员，还有以揭露煤矿问题为由索贿的真假记者。于是煤矿主只剩下两个可以压榨的环节，一是矿工的工作环境，二是矿工的人力资本。于是中国的矿工成为世界上最悲惨最危险的职业，首先是工作环境险恶，几乎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其次则是工资低。有人计算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采矿成本：2004年，1吨普通煤卖价高达270元，到年底涨至400元1吨。一些国营矿在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每吨133元，而私营小煤矿每吨煤成本则只有40元左右。这80多元“节约”下来的“成本”就是与矿工生命有关的工资与福利。煤矿老板上贡给以“股东”身份出现的政府官员及各种利益关系人的部分，就出在从矿工身上抠出来的这一部分“生命成本”。
山西煤老板和官员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员为煤矿提供保护伞，煤矿则成为官员的摇钱树。矿工的生命与山西的生态环境是他们榨取财富的主要来源。
肆意蹂躏山西的多是本地“精英”
这种疯狂的采矿首先导致山西国土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原来号称“地肥水美好风光”的山西省成了人类不宜居住之地。据国内媒体报道，山西省煤矿地下采空区高达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1/8（还有说法是1/7）。山西省官方曾总结煤矿采空造成的生态灾害：首先，煤矸石大量堆积，环境污染加重。至2010年山西煤矸石堆积量已超10亿吨，且以每年5000万吨的速度增加。矸石中的有害成分通过径流、淋溶和大气飘尘，严重破坏了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其次，水资源漏失量大，人畜饮水困难。采煤造成的水资源破坏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导致1678个村庄的80万人口、10万头大牲畜饮用水困难。年排放矿井水5亿吨，全省受污染的河流长达3753公里，致使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临汾等城市水质含盐量较原先有不同程度升高。第三，水土流失面积大，植被破坏严重。采煤造成土地裂缝、土壤退化、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国内媒体对山西煤炭采空区做过调查，发现“300万人受灾，处处是鬼村”。
如今，这批将山西省糟蹋得成了处处鬼村的贪官与富商人等，虽然有部分已入狱，用国内媒体的话来说，“隐秘政商‘朋友圈’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击破，建立在煤炭之上的黑金帝国也正在慢慢坍塌”，但我并不相信山西人从此就能过上好日子。就算将山西省贪官富商的赃款全用来重建，恐怕也不能恢复山西省原有生态的十分之一；何况，山西政治生态之恶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吏治远非外地空降的省委书记一人能够力挽狂澜，袁纯清治晋不谓不力，整治小煤窑，主政山西一年内，将矿井总数减少到1053座，并让山西省官员多读书陶冶性情；前者算是抓到点子，后者对堕落不堪的山西省官员却如对牛弹琴。
整治山西吏治，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必要之举。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由腐败得丧失羞耻感的官员治理的“上帝弃地”，更可怕的问题在于，山西只是中国资源大省的一个缩影。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个“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