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真正给反腐败宏观政策配以微观制度基础和个人监督，选举和选民、反对党和独立媒体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乐观习近平掀起的反腐打虎运动，也不会成人之恶，促其失败。但纵观共产党反腐历史和基于政治学理分析，习式反腐注定只会是忙跑愚人差。腐败、独裁和虚伪（主要寄生在党国、官僚和军警三大体系里）是共产党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光靠愚公移山的精神，甚至愚公移山的行动，恐怕都会只是扬汤止沸。
习近平和党国体制不可分割
首先，为什么对习式反腐我们应该乐观其成？这里的我们当然是特指所有对党国体制已经放弃的人群。作为深受党国荼毒或认清党国邪恶的人们，看到昔日的作恶者最后在古稀之年深陷自己曾经精心打造的囹圄，给家人带来灾祸和给后人留下骂名，不能不说是一丝安慰，毕竟天地良心之间还有质朴的公理在做工。俗话说得好：“恶人自有恶人磨”。对所有还有一点人性的党国官员来说，这也是一个警醒。“文革”时期留给我的一个正面小遗产是《小兵张嘎》里的一句话：“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但我们是否有理由为习式反腐欢呼站台，甚至感情投射，幻想习近平在下很大的一盘棋，反腐只是第一步，他在谋划中国的民主转型？当然，习近平身边有许多形象设计师和公关专家，他们刻意在海内外媒体上塑造习式神话和习式家庭神话。为此，也有一大堆“粉丝”云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根本事实：习近平和党国体制不可分割。习近平不可能通过反腐升华共产党，带来中国的宪政转变，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们熟知的奥尔森和他的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现了一条真理：面对公共产品，个人的理性选择是“搭便车”，而不是参加集体行动，牺牲个人利益，去争取、扩大和维护公共产品。环境质量、草场维护、海洋保护、教育品质、社会治安、民主宪政等等都是例子，凸显需求大于供给、“免费搭车人”多于贡献者的矛盾。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民主化的困境。比如，人们愿意起哄，制造每年十几万、甚至可能二十万的群体性事件，但却少见社会运动领袖的批量产生。人们乐于发牢骚，但很少人愿意参与进民主运动。共产党“枪打出头鸟”的策略更是加重了参与者、尤其是领导者的风险，滋生了更多的乌合之众。所以，许多人对中国实现民主化非常悲观。
在专制体制下唯一的爱国者
但很少有人会认识到，共产党政权早已经陷入了更大的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共从八十年代就谈起了“三信危机”，今天少有人会相信，八千万中共党员是为着共产主义信念而入党的。为了增加入党的吸引力，党票成为了升官发财的通行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升官、发财的同步化是党国动员党员干部、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微观制度设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闷声发大财”、“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设想一下，如果周永康没有把央视变成自己后宫的便利，满足自己“百鸡王”的欲望，他会卖命打造维稳体制？设想，如果徐才厚、令计划、曹建明之流没有到京郊秘密会所花天酒地的犒劳，他们会为周永康抬轿？设想，如果不是薄熙来向一帮新左派文人发射银弹和肉弹，他们会趋之若鹜，把重庆山城当作革命圣地？
赋予共产党人“俱乐部优惠”这一制度设计解决了招募共产党人、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的微观动力，但却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结构性和弥散性的腐败。每一个共产党官员小至比芝麻官还小的副股级干部，都可能成为鱼肉人民、贪污惊人的硕鼠。从每一个官员角度来看，我自己偷一点、贪一点，实在无损于党国的大家当。“伟光正”党的执政合法性和长治久安又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贪腐而损害半分。所以，从个人动力机制来看，中共反腐宏观政策无法结合个人的利益，真正为党国分忧解难的人越来越少。不幸的是，在专制体制下，唯一的爱国者就是专制者本人。所以集所有党政军内外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就成了中国唯一的“爱党国男儿”。他的反腐动力机制来自最上层，所以他用集权、控制、恐吓、威慑的专制权力方式来拍苍蝇、打老虎，从而幻想避免亡党亡国的命运。而其他各级官员都在搭习近平的免费车、吃共产党的免费午餐。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民主体制下的反腐机制，道理就变得更清楚了。民主体制下仍然有腐败，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因为一方面，在民主体制下要当选要职，必须获得上万（例如美国一个地方议员）或几百万（例如美国参议院议员）选区多数的支持，绝不可能通过行贿腐败来收买选民，所以政客必须关注提供公共产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即便这个政客获得了多数支持，但不投他／她票的选民还是数以万计、甚至百万计。也就是说，他／她时刻都处在上万双眼睛的监督下。更何况还有专职挑刺的反对党和专业扒粪的新闻媒体，反腐就有了微观制度基础。
中美反腐差异反映两种制度设计
在一九九四年我还在研究生院学习期间，美国政坛发生了一起贪污丑闻。当时众议院掌握拨款大权的筹款委员会主席丹‧罗斯坦克沃斯基（Daniel David“Dan”Rosten kowski）被控在任职的二十多年里共滥用五十万美元公款，中饱私囊或恩惠亲信，罪名多达十七条。后来他有两项罪名成立，主要是动用公款送礼，被囚禁十七个月。在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发生在掌管钱袋子大权的官员腐败与中国的县级官员相比，也显得非常寒酸和无辜。今年在我居住的岛上，国会议员、众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imm）被控隐瞒他在当选前合伙开办的饭店收入，三年共计一百万美元，没有缴纳有关税收，遭到联邦调查局调查并被联邦法庭起诉。现在法庭还未判决，有无罪还很难说。但即便退一万步说，三年一百万收入逃税，也不会超过三十万。对于任何一个中共官员来说，如此小题大做，真是匪夷所思。今天我们谈论的中共腐败案，动轧上亿，甚至几十亿。
但中美反腐的差异反映出民主和专制两种体制的反腐制度设计。中国政府可以搞轰轰烈烈的反腐风暴，但治标不治本，不可能在源头上、在摇篮中遏制腐败。而要真正给反腐败宏观政策配以微观制度基础和个人监督，选举和选民、反对党和独立媒体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为什么习式派系斗争型反腐注定会失败。所谓反腐成功后的民主转型就更无从谈起了。
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里劫持日瓦戈的红军就是否让日瓦戈回家，司令和政委展开了一场争辩。司令出于人道同意放人，政委为了革命坚持要留下他。司令发火威胁要枪毙政委，政委说：“你可以枪毙我，但你永远枪毙不了党。”在《一九八四》一书里，奥威尔同样论述到：“党并不在乎延续它的血脉，而只在乎延续它自身。谁掌握权力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体制永远不变。”如果我们期盼在党体制下，个人可以取代党，就会犯下薄熙来那样的错误。
《动向》2014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