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最新一期北京《读书杂志》，看到一篇文章，篇幅不长，题目却很“崛起”，叫作“国弱无外交，使弱交不成”。所谓“国弱无外交”无甚新意，想来无非是重弹“大国崛起”的老调，提醒人们中国直到今天才算有了外交，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本都谈不上有什么外交。但“使弱交不成”是什么意思呢？
文章说的其实是中国人熟知的汉朝班超出使西域的故事，但视角很独特，歌颂班超在外国为了“国家利益”而杀人放火。班超到小国鄯善，做鄯善王的工作，要争取这个在匈奴和大汉之间摇摆不定的政权。当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从热情转到犹豫时，班超认为一定是匈奴也派来使节了，于是当机立断，半夜三更放火，杀死了鄯善王的客人、匈奴的使节。第二天班超召来鄯善王(而不是以使节身份去拜见他)，让他看匈奴使节的头，鄯善“一国震怖”。鄯善王当即跪下磕头，表示不再与匈奴来往，还把儿子送到汉朝去作为人质。
作者批评了班超，说“用现在的处世方法和是非标准来说，班超的做法是够鲁莽的。一是不请示，擅自行动；二是在出使的国家动武，不符合外交规矩；三是给所在国制造了麻烦，甚至还违犯了所在国的法律，杀人放火，其罪非轻；四是内部也不通气，连副手都不知道”。但下面的话却让这些批评显得言不由衷：
“但历史就是历史，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效果是好的。我们不在这里分析历史客观原因，更不去提倡班超的做法，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这样做肯定行不通。但班超的精神却是值得研究的。在班超的心中，只有国家利益，而没有个人安危，这是首先要肯定的，是所有使节都应该学习的并具备的。”
以下作者还说了一段话，表扬班超的见微知著、临危不惧、敢冒风险、计划周密等等。把这些和“好的效果”放在一起，开头的那些“批评”与其说是否定，不如说是赞赏了。所谓“使弱交不成”，意思就是说外交使节要像班超那样，不然就办不了外交。
但这么说来，班超的成就不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了吗？非也。作者说：
“但这里有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国家的强盛。如果没有汉朝的强盛做支撑，班超此举是万难成功的，即使烧杀匈奴侍者成功了，鄯善国王也决不会答应。鄯善国王不追究，匈奴也不会答应，国际纠纷是肯定的。国家势力不强，政府软弱无能，班超回来肯定要被追究责任，你给政府捅了这么个大篓子，不杀头才怪呢。”
接下来，作者还说了班超在另一个西域小国杀当地的巫师、鞭打那个国家的宰相、使得国王对他害怕、从而投向汉朝的故事。作者赤裸裸说：
“这次班超胆更大，上次是在别国杀了匈奴人，而这次是在所在国杀了人家的巫师，并鞭打了人家的宰相。但效果是一样的……经过这两次事件，西域各国都把儿子送到汉朝来，西域与汉断绝了六十五年的交往又恢复起来了。”
文章最后一句话再次强调：“班超的做法不能模仿，但班超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问题是，如果没有那些“不能模仿”的做法，那么那个“值得学习”的“精神”又何以寄托呢？
介绍到这里，读者们可能会对这篇文章的口气和腔调觉得有些特别，至少不像是《读书》的多数作者。我也是如此，于是翻到篇首，作者叫吉炳轩。这个名字好像见过，上网一查，果不其然。根据“人民网”，此人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从2005年到2008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作为曾经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和现任的地方督抚，吉炳轩在这篇文章中发掘并提倡学习班超精神，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在黑箱操作中爬上高层的大员在中国已很强但又还不算超强时内心深处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些真正想法，而不是冠冕堂皇的空话套话。只要“效果是好的”，有“国家强盛”作后盾，哪怕在其他国家杀人放火也不要紧。这就是“班超精神”的实质。
当然，我们完全相信吉炳轩决不是在号召杀人放火，因为他很清楚“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这样做肯定行不通。”注意：“行不通”不是因为道义上行不通，而是不可能达到那个“效果”，所以不值得(或者还不能？)提倡。之所以不能达到那个“效果”，遵循吉文的逻辑，恐怕还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盛”。等到中国更“强盛”了，班超那么做能轻易得“好的效果”了，班超的“精神”和“做法”就完全一致了吧？
经过不无痛苦的努力，前些年世界曾经适应了中国的“外交红卫兵”。但班超式的外交官，世界恐怕无论怎样迁就，也是无法适应或者难以满足的吧？
看来一切就都取决于中国究竟“强盛”到什么地步了。
201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