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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巡视组”,赧服古时丹

中共贪官野火烧不尽,换届吹又生。

中共贪官野火烧不尽,换届吹又生。二○一一年倒台的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对办案人员说:“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这位罗书记五千万元来源不明、受贿两千万,至少收受六十四名党政官员贿赂。“仅仅一个科级职务,不花一二十万元是买不到的,而最终鹿死谁手,还要看谁出的价位高。”(《检察风云》二○一四年八期)

中共官媒也发出“反腐何以越反越多?”(《检察风云》二○一一年十三期)。二○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蓉说:一九八二至二○一一年间,受党纪政纪处分或被追究刑责的干部四百二十余万,四百六十五人为省部级。(《京华时报》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最高检察院称窝案连连:“办理一案,拉出一串;查办一人,带出一窝。”国家审计长李金华:“没有问题的单位几乎找不到”。

面对层层茬茬“制度性产品”的各级贪官,文革前的毛泽东是闭上眼睛不承认。改革开放后,中南海一直抓耳挠腮,急在心上、软在手上。各级官员可是政权基础,“无产阶级专政”需要他们去贯彻执行。二○○三年总算“创新”出“中央巡视组”。习总扶正后,加大巡视力度。每次“巡视组”出京,必有省部级贪官应声倒下,既显中央惩贪决心,亦示“巡视组”工作效率。今年,北京又派出首轮“中央巡视组”,再次激发大陆官媒一片欢呼,号称“打虎拍蝇”,似乎中共治贪有了创新性制度设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有那么几笔可圈可点的“特色”。可这种绕开常规检察机构、各省纪委,依靠非常规的“巡视”去察贪惩腐,实为再服古时丹,恢复秦汉旧制矣。

制度未创新

秦每郡设御史,专职监察官吏。汉文帝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不定期派员出巡各地。汉武帝废诸郡监察御史,全国十三州各置刺史。“刺”,检核问事也。唐天宝五年(七四六),唐玄宗派“巡按”黜免官吏,巡按之名始此。明永乐元年(一四○三),派监察御史分省巡视,确立巡按制度,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专察吏治,鼓励百姓检举地方官员。巡按品级虽低(正七品),但代天子巡狩各省、刺察各级官员,“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握权颇重。御史、巡按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受其他部门干扰,独立行使职权,乃封建集权制下一种分权制衡。

五四以来,中共一路数典忘祖、毁古弃宗,最看不起老祖宗,一个劲“大破大立”。毛泽东名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文革“破四旧”达到顶峰。折腾这么一大圈,最后还得转回来向祖先讨教吏治经验,赧服古时丹,仿行秦汉之法。有什么办法?较之此前五六十年软绵绵的“教育”、“保先”,中央巡视组多少有点刚性制约,检察省部级官员,多少体现一点历史理性回归。

必须指出,“中央巡视组”绝非什么“制度创新”,更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无丝毫“现代性”,不过是中共在贪腐日盛的现实面前无奈低头,只能从此前一脚踢开的老祖宗那里讨要治贪经验,从封建集权制那里搬用旧法。

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荐者必须对被荐者负责。秦相范雎就因所荐官员率兵两万降赵而连罪收诛(罪三族)。如今中共提拔官员,名义上“集体决定”,事实上一把手定音,且不用对所荐官员“善否”负责。

知因难治根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得清楚:“中央巡视组”主要震慑省部级官员。至于省部级以下,得靠各省市的“巡视组”去震慑了。之所以要自上而下设立“巡视组”,派“巡按”下来,乃是这么多年这么多起贪腐案件,各级纪委几无办成同级党委班子成员违法乱纪的案例。大陆“反腐专家”也指出:这种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存在的漏洞,也还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的原因所在。(《检察风云》二○一四年八期)

全国都明白“中央巡视组”治标不治本。只要集权不变,不从源头上制约权力运作,任何零打碎敲的“修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挖走孵生贪官的土壤,贪官仍然层层茬茬“春风吹又生”,不贪白不贪,白贪谁不贪?就算“巡视组”是悬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仍有“五年巡视一遍”的时差,各级贪官至少还有五年“保险期”。

更可怕的是贪官落马大多来自狗咬狗或情妇检举,或行贿者精心保管的“备忘录”,很少出自制度性检举。若无行贿者攀咬或情妇“大义灭亲”,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便不可能落在这些贪官污吏身上。贪官倒台,证实案情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最坚决的是“哥们”。一位被判死刑的杀人商贾,因连续揭发七位贪官,终审判决两年多仍未被执行。不少还在台上的贪官在外面担惊受怕,每晚“碧海青天夜夜心”。

中共治贪还停留于“一党自律”的以党管党——“纪委监督党委”,尚未将党置于法律监管之下,纪委高于公检法。习近平说“将权力关进笼子”,可如何解决根本问题——“谁监督共产党”?至此,事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陆媒体一家家瘪声软腔,步将行而趑趄,口欲言而嗫嚅。

有效制贪的政改因“特殊国情”遥遥无期,那头的贪官可不会停下脚步。河南封丘县委书记李荫奎受贿一千五百七十五次,加上贪污,获赃千万。南召县委书记刘建国批发卖官,该县三十余名党政“一把手”都是买来的。河南落马的二十二名县委书记,九名任上被查处,其余提拔或调整到其他职位上不到一年“东窗事发”。边腐败边升迁,成为贪官最得意的精彩人生。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驻地宾馆立即围满各市县政府公务员,值班蹲守,他们的任务“极其重要”——拦截本辖区上访者。(《北京青年报》二○一四年四月十三日)

只要中共还高唱“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走邪路”,仍在使用已被证谬的意识形态维持所谓“合法性”,如二○一三年明显违反民主自由的“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即用政治权力阻止意识形态现代化等,仍以“维稳”迟滞政改,大陆的反腐就只能治标不治本,“陆民”就仍像看戏一样看着一个个青年官员上台,再看他们中年一个个倒台。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直至从心里认同“腐败分子反腐败”!

《动向》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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