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林佩瑞与一个复旦大学教授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我第一次踏上社会主义中国是在1973年5月。在那之前，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了美国，为两国23年的外交关系破冰，那时我为中国队和美国队当翻译。
一年后，我们这些美国翻译询问我们是否可以访问中国，答复说可以。在四个星期里，我们去了广州、上海、苏州、西安、延安、北京和唐山。这次的旅行账单——住宿、飞机票、火车票、观光费，所有加在一起是550美元。这是一个“友谊价”。
但在那一次的旅行中，这个人民共和国在我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开始破裂。我带着一个小照相机，自己到外面去散步，寻找“真实的生活”。以前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学到：中国经过1958年的除“四害”运动后，那里没有苍蝇。当我在苏州一个白石头桌上看到一只苍蝇时，我把它拍了下来。
在延安，当我们四个外宾登上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时，司机大喊了一声“外宾”！立即就有四名乘客站了起来，给我们让座。在我身旁站起来的那位老大爷，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情愿这么做。我说“您请坐”。但他什么也没说，仍然站着。我也站着，很尴尬。在余下的车程中，乘客们经历了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有个空位的可笑场景。
乘坐火车，我们外国人总是坐的“软卧”，而同一列车绝大多数人坐的是“硬座”。我问我们的导游，“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软卧等级？”“除了我们，谁坐软卧？”
导游回答：“领导”。
“为什么？”我问，当时不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他们很忙。他们有很多的重担。他们需要软的卧铺。”
我以为这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给了我一击。在旅途结束前，又遭遇了几次打击。我印象最深的例子是在唐山，我们参观巨大的唐山煤矿。我们乘坐一台升降梯下到地底下很深的地方。（三年后发生了7.8级唐山地震，就在这个煤矿里埋了无数的矿工。）
乘坐小型火车车厢，通过地下迷宫般的隧道时，我注意到了不同的标志：“慢！”，“鸣喇叭！”等等。这些标志是用传统的中文汉字写的，不是简体字。我还注意到这些标志中没有政治口号，这与地面上到处是毛泽东的口号和语录横幅形成鲜明对比。
回到地面后，我问我们的导游：“为什么下面没有毛主席的语录？”
她立即回答说：“哦，那里太脏了！”
她似乎对我这样想——把毛主席的思想放到这么不合适的地方——有点不高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我难以理解的事实：煤矿里的肮脏情况，对于工人阶级没问题，但对于领袖的思想就不行。
在上海，我想给我母亲买个旅行纪念品。我母亲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农场，她的名字叫Beulah。在一家小店里，我发现手工制作的扫帚，我知道她会喜欢的。这些扫帚是用高粱秸扎成的，浅棕色，带着黑色斑点，很可爱。作为劳动尊严的象征，我想象她可能会把它挂在她家里的墙壁上，所以我买了一把。
后来我们的一位导游非常紧张。他似乎在既要处理紧急情况又要试图保持礼貌之间徘徊。
“你为什么买这个？”他问。
我解释了关于我的母亲。
“让我给你一把更好的！”他拿着扫帚返回了商店，拿回来另外一把。在我的眼睛看来，这把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但在他看来这把更接近完美。然后，我们搭乘迷你巴士回酒店时，他坐在我身边，开始对我进行更深层次的讯问。
“你的母亲不喜欢丝绸吗……中国有丝绸。中国有玉雕。中国有景泰蓝。为什么你要买一把农民的扫帚来代表中国送给你的母亲呢？”我开始意识到这名导游把我所做的看成是一种“不友好”，认为我母亲和我是在小看中国。这让我开始纳闷：这名导游，在他内心深处，尊重手握扫帚的中国劳动人民吗？
在旅途中，我时不时地试着与没有被安排和我们会面的普通市民交谈。这很不容易。人们常常成群地静静地看着我们，并与我们保持距离。孩子们则少了几分顾忌，说白了他们对我们很好奇。我们在城里走十分钟，就会吸引一长遛的的孩子。
在西安，一次与孩子们的会面时，我问一个男孩他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他用敏锐、自信、高亢的声音答道。“你呢？”我问另一个孩子。“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一个清脆、自信、高亢的嗓音，说着完全一样的话。
我又问了三四个孩子，年龄略有不同，有男孩也有女孩。所有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不认为安排我们行程的人安排了这一幕。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从1973年以来，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我对1960年代末期我们只是字面上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多么的错误。我们很天真，是的。我们相信了谎言。
（本文译自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著名汉学家林佩瑞（Perry Link）于2011年2月19日发表在《中参馆》上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黎明”。译文有删节。）
原文Dawn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