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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江泽民一手促成的制度之恶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毛泽东时代因为没有法只有“治”,所以历任公安部长都是位高权重,华国锋甚至一度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份继续兼任了一段时间的公安部长。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从胡耀邦时代至赵紫阳时代,都没有令公安部长的权力和地位再度恶性膨胀。从胡耀邦时代的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璧、第五任刘复之、第六任阮崇武,再到赵紫阳时代的第七任王芳,其中只有兼任一段时间公安部长的王芳是国务委员----前提是当时的政法委被宣布撤销,王芳实际上是以国务委员身份在国务院内分管公安、司法和国安等部门,而其党内职务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除了这位王芳,上述其他几任在位期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

江泽民上台之后,政法领导小组被重新恢复成政法委员会。百度百科“中央政法委”词条中对该机构的回顾内容是: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将政法委规定为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联系、指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

1988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同年5月19日,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

1990年3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政治风波的影响)

1991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中央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

不过,在乔石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该机构的办公室都没有独立门面,只是设在公安部内,由公安部长兼任秘书长,只有很少的专职人员编制。与此同时,公安部长从一九九零年开始先是换成了第八任陶驷驹,继而是第九任贾春旺,此二人也都只是正部长级待遇。如今的贾春旺虽然是在副国级岗位上退休,但当年得到这个副国级的待遇是因为他在担任了十年国家安全部长及五年公安部长之后被提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首席大检察官。笔者在这里使用了“升任”两个字,是因为当时的中共官媒在报道贾春旺时,也是使用了“由公安部长升任最高检察长”说法,足见当时的中共喉舌也已经习惯了公安部长只是正省部级,与国务院系统的其他各部部长,特别是与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都是平起平坐,而无论是最高法院院长还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则是“法定”的副国级,与国务院副总理及国务委员平级。

再回朔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公安部长刘复之,此公也是担任了公安部长数年之后被升职,获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说过二零零二年接替贾春旺公安部长职务的周永康则大不一样,在内部被决定为公安部长继任人选的同时被安排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次年三月又被安排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其权位等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罗瑞卿和谢富治。

事实上严格比较起来,江泽民赶在自己交出总书记权杖之前特别在胡锦涛身边安插的这个周永康,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权位甚至高过毛泽东时代的罗瑞卿和谢富治。

先说罗瑞卿,他在侍奉毛泽东多年又被毛泽东亲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前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他在一九五九年被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同时,其公安部长职务即已经交给了谢富治,所以当年的罗瑞卿虽然确是位高权重,但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还不是副国级待遇。

而谢富治在一九五九年被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位置上调任公安部长之后的七年时间里也一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文革”之初他被毛泽东下令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才成为中共建政史上的首位副国级公安部长。

一九六九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九大上谢富治被毛泽东提名为中央政治委员之后的主要工作已经放在了北京市和北京军区,公安工作即全权交给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九大召开数月之后谢富治即被内部宣布“不再兼任公安部长职务”。这样说起来,事实上谢富治在实际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最高党内职务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比日后江泽民卵翼下的周永康还低了半格。

说起这个谢富治,一九七二年“不幸病逝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比晚于他的死期的康生都是一样的“哀荣倍至”,周恩来亲自扶灵并至悼词,高度评价他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光明正大,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说他的死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悲痛。”

生前虽然作恶多端,但因为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总理的无比关怀和爱戴下含笑而去,所以他谢富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能想象得出自己将会如何地被摆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永享荣耀,绝不会料想到八年之后他的家人会被党限期将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自行处理”。

笔者数月前在本专栏的《周永康“涉黑”习近平不得不帮他隐瞒》一文中曾说过:“事到如今,已经较难想象周永康最终还能落得一个连党籍和公职都可以被保留至死的结局。所以中共官媒的从业者圈子里已经流传出一份‘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指示’:‘周永康死后不能进八宝山’”。

本来这是引述的一个北京记者朋友们调侃习近平的“段子”,没成想却被境外中文媒体们当真,纷纷以《习近平指示周永康死后不能进八宝山》为题当成“新闻”来炒。

如今都已经不再被同志了,死后能否被供奉进八宝山当然也就不成其为话题了。不过无论未来是否会有牢狱之灾,终老之后根本进不了八宝山,比在八宝山里呆了几年又被扔了出去的谢富治也算是另类幸运。

说起来这个周永康直到江泽民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那两年多时间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还连熟悉都谈不上,至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后周永康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了他的高度信任,没见有相关报道中说得清楚,而江泽民在随着陈云和邓小平的先后去世,自己的权力已经出日中天的中共十五大前后,都没有设想要把毛泽东时代令公安部长权力恶性膨胀的作法发扬光大,只是安排了已经担任了整整十年国家安全部长的贾春旺平调为公安部长,而到他江泽民自己准备退位的同时才制造出了一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长,绝对称得上是极其阴毒的作法。即使是站在中共政权的立场上,从所谓的“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评判江泽民退休之前的这一“党内重大体制改革”,也称得上是极其恶劣,后患无穷。这也是为什么待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五年,江泽民也已经不能再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扮演“太上皇”角色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酝酿过程中,虽然也是无可奈何地让周永康“按步就班”,由政法委副书记升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升任政治局常委,但同时也还是迈出了对政法委“限权”的第一步,即在周永康交出公安部长兼职之后,不再令继任公安部长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二零零七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后中共党内曾盛传同意在十七大上退休的曾庆红与胡锦涛在党内高层的人士安排上有共识也有矛盾,矛盾就是对周永康公安部长继任人孟建柱的党内职务应该如何安排。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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