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文明的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们怎么活，更要关注人们怎么死。
我的老家，在湖北东南部一个偏僻的村庄。
小时候，最怕看又不得不看的一桩大热闹，就是村里某户人家办丧事。明明有老人仙逝，但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某种神秘的喜庆氛围之中。每个人都在忙碌，每个人都能在这场有关死亡的庆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出殡的日子，死者的亲属仍在号哭，但泪迹未干的来宾们言笑晏晏，毫无违和之感。棺材入土之后，新土尚未填上，酒席已经摆开。
农村人把丧事当作喜事来办，与乡村独特的生命哲学有关。我奶奶生前就不止一次跟我说：“孩子，我愿意回去啊！”从来没有受过像样教育的老人，把死去看作回归生命的源头，看作对劳作一生与艰难晚年的挥别，看成新的开端。在白喜事的所有仪式中，都蕴含着这种朴素的哲学认知。所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反映的未必就是世态炎凉，反而可能是附着在土地之上的某种达观。
善终是一种喜，会得到亲戚朋友的祝福。但如果老人生前受到过虐待和折磨，他的子女就一定会受到非议，甚至可能有亲戚因此拒绝出席庆典。最古老的伦理规则，仍然约束着乡下人。无论生计多么艰难，他们也会努力尽孝。这不仅是为了老人的幸福，也是为了自己和后人的体面。
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我深知孝道对于乡下人的分量。那是一切乡村生活的基石。无论是快乐还是幸福，无论是骄傲还是满足，都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不孝的人，无论他多么成功，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敬。
所以，当我从中国青年报读到京山老人自杀成风的报道，内心的震撼难以言表。京山离我老家不算很远，印象里，京山位于江汉平原，还算比较富庶的地区。是什么原因，让那里的人们不再遵从孝道呢？又是怎样的残酷法则，让老人不得不把自杀看成“体面的离开”？很多个夜晚我都在思考，但似乎并没有找到答案。
几年前，报纸上曾有汉江上游弃老洞的“考古”报道。说是郧县一带有很多神秘的洞穴，实地考察发现，这些洞穴都处在汉江边上，里面有自杀的装置，洞外可以拴死。当地民间有“弃老”的传说，老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会被送进这类洞穴里，任其自生自灭。
在生活资源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弃老”是一种有可能存在的习俗，其目的大概是要节约粮食、减轻家庭负担，从而让族群获得繁衍壮大的机会。如果说，在民不聊生的时代，“弃老”还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那它在当代的可怕回归，就毫无道理可言。京山那样的地方，早就不存在温饱问题。即使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老人凭借政府补贴和种地收入，也能过上吃穿不愁的生活。也就是说，京山老人自杀这一“习惯”，与生计并无太大瓜葛。就算他们因生病而没有依靠，也未必就要走上自杀的绝路。原因恐怕还在物质层面之外。
从相关报道看，京山当地存在着某种奇怪的“地域文化”。老人如果到了一定的岁数还没死，他们自己就时刻感到惶恐。子女催着自家老人去死，乃至用断食断水的方式逼老人去死，被本地人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羞愧，也没有人会迫使你羞愧，更没有人把对老人的虐待与摧残看作犯罪。在这块被汉江灌溉的土地上，中国人最古老的伦理规则完全消散无形，就连法律也处于隐身的状态。由于缺乏伦理与法律的庇护，处于绝对弱势的老人如果想要保持最后的尊严，他们除了自杀好像无路可走。从富裕、文明和法治的视野看去，京山现象是多么残忍又多么无法理喻的存在！他们似乎生活在野蛮而荒凉的飞地上，只有生存才是最高的法度，只有强者才有活着的权利。这难道不是最沉痛也最麻木的文化返祖吗？
“我住汉江头，你住汉江尾”。汉江流域的“弃老”习俗，或许确有某种隐秘的遗存，这是外界很难知悉的。京山县那些虐待和遗弃老人的壮年人，成长于横扫一切文明传统的文革时期，“百善孝为先”的伦理传统或许从未进入他们的血液。大量劳动力的外流，儿孙绕膝生活方式的彻底破碎，村社结构的长期解体，乡村自治的远未建立，让农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破败状态。这破败不仅存在于生产与生活之中，它更深入人心，成为最赫然又最隐蔽的精神废墟。当文人们感叹“故乡沦陷”时，他们或许更多着眼于外在景象的凋敝，着眼于自然村落的湮灭，又有多少人真正注意到，原本活泼而强壮的、在草野之间生生不息的伦理价值也早就水银泻地？
真正文明的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们怎么活，更要关注人们怎么死。活着的方式，多少还带有自由意志的痕迹，而死的方式，则最为鲜明地反映出社会的文明现状。京山老人“沉静”的自杀，是最为触目惊心的当代标本。在遮蔽一切、淹没一切的城镇化凯歌声中，它是痛到骨髓的一声呜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