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再过两天（8月22日）就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了。古人云“盖棺定论”，很难用在邓小平身上。虽然已经去世17年，中国民间对于这个人的评价，一直存在巨大争议，呈现两个极端，有人颂他为“伟人”，有人斥他为“屠夫”。
持“伟人”论者大体会搬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往事来，这的确不容否定。改革开放之初，刚从十年文革走出来的国人大部分思想上保守僵化，心理上战战兢兢。多年的思想改造使中国人形成一个习惯性思维，遇事都要问一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如果认定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就无人敢去尝试。显然，如果让这种习惯性的思维继续处以支配地位，那么就无法启动任何新的改革措施。
此时，刚刚复出尚未掌握全面权力的邓小平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毛泽东“两个凡是”遗产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邓小平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也随之再次出笼，以它浅白的语言迅速俘虏人心，改变了之后几次巨大争议的方向。
例如在引入市场经济成分时，他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谈话中说：“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后来被逼以八旬之身去南方考察，在所谓的“南巡讲话”中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邓小平的“猫论”类似和稀泥，搁置了诸多关键问题的争议，使得这些问题随时冒出来干扰改革开放进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的悲剧即是源于此。后来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与“猫论”异曲同工，至今仍在影响中共的治国思路。
当然，如果没有发生89，仅凭邓小平上述贡献，他应该可以“名垂青史”，虽然他的“务实主义”存在巨大的局限，但毕竟在一定时间段内推动解决了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中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然而89开枪事件，使得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古今中外，凡是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都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原谅和宽恕的。
同情他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邓小平也的确有他自己的局限。例如他从独裁的毛泽东身上体会到“权力过分集中”的坏处，呼吁解决人治问题，但一旦自己的权威被挑战，就强调“毛在他说了算，毛不在我说了算”；例如他倡导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但对于违宪审查机制的建议则不予同意，致使“依法治国”始终是一句空话。
他既反右又反左，看上去好像很公允，但在实际中对左的压制远远逊于对右的打击，在矛盾激化时不惜附合左营砍掉自己的左右膀（胡耀邦和赵紫阳）。从中可见，骨子里他还是当年那个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
他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纵观他的一生，更应该说他是“党的儿子”。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之所以数次力排众议推动改革开放也主要是为了让党能够继续执政。民众只是间接获益者。
在我看来，除了“猫论”外，邓小平未能留下对国家长治久安有意义的遗产。有不少人夸赞他的“一国两制”，搁置争议稳定香港人心，但现在香港的困局证明这项政策的难以为继；也有人肯定他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在江湖时代勉强过关，但十八大前发生的薄熙来事件证明这项制度的难以为继。
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不能提出并推动建立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是不能称为“伟大政治家”的。这样的称谓只有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富兰克林等才配得上。因此，将邓小平冠之“伟人”是极不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