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西部战线的中国劳工
“以工代兵”计划的出笼
对于一战中“中国为什么要派出工人”的问题，前人一直误解甚深。普遍的看法是招募华工纯粹是列强之意，积贫积弱、外交被动的北京政府无能抵抗协约诸国剥削中国人工资源，只得屈从。此见解显然是对中国与一战关联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所致。中国在一战期间固然积贫积弱，但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潜流。此一发不可挡的洪流冲垮了主宰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王朝体系，并在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主要共和国。垄断中国意识形态的儒教也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了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以陈独秀、顾维钧、王宠惠、陈锦涛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并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认同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主动、充满创新意识的新的外交出笼问世。
当时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变革维新的气氛下，德国、美国及日本正以各自的方式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并力图创造对其有利的新世界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这种新旧力量不断冲突下爆发。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战争”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及开展积极外交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舞台。正是这种东西方的因缘际会，使得近代中国首次有计划、有策略、有准备地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并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两度主动寻求加入世界大战，意欲乘此收复山东，进而收复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丧失的国家主权，一跃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受各国尊敬的一员。遗憾的是，力图趁机成为东亚霸主的日本，竭力阻挠中国的参战计划及复兴图谋。日本的反对导致中国的参战谋略胎死腹中，未能付诸实施。
参战受阻虽使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大战略一时受挫，但中国的信心并未因此消沉。特别是在日本于1915年初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参与一战的意图更为坚定、迫切。因为中国知道，倘不如此，中国只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遑论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及收复国家主权。主导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思考新的谋略以阻止日本得手，并帮助中国同协约国事业密切相联，以实现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及成为平等一员的外交大战略。向协约国派出华工就在这种氛围中脱笼而出。用首先提出此计划的梁士诒的话说，这是中国的“以工代兵”战略。
梁士诒，广东人，一生身居要职。一战期间，他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参与各种机密决策，在政坛纵横捭阖，呼风唤雨，有“二总统”之称；同时手握财权，有“财神”之号。梁氏虽善弄权术，但目光远大，视野开阔、独到，一些外国观察家称其为“中国的马基雅维里”。
梁士诒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颇为关注，并研究一战对世界格局及中国命运的影响。早在1914年8月，战争烽火在欧洲刚刚燃起之际，梁以其独到的分析，预测一战对国际格局、中国前途影响深远，呼吁中国应当机立断，主动参战，并预言德国寡不敌众，决不能久胜。中国因此可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此举一可收复山东，二可帮助中国加入战后和会，分享国际论坛，参与国际新格局的建设，让国际社会听到中国的声音。当一战进入1915年，梁氏进一步认为协约国必胜，主张中国绝对应把握时机，毅然卷入。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梁士诒的“以工代兵”计划孕育成熟，并在1915年付诸实施。梁和他的得力助手叶恭绰在1915年夏首先向英国兜售华工计划。根据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鲁伯逊的报告，梁在1915年6月提议中国向英国派出30万华工并装备十万步枪。这些华工由英国军官指挥，驰援欧洲战场。换句话说，如英国接受梁的计划，中国在1915年便介入参战。
让梁士诒失望的是，英国对其计划并不热心。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称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纯属“天方夜谭”。英国国防部也认为提议“不可行”，因为无论选择作战或当工人都会导致中国成为协约国一员，从地缘政治上考虑这是“不可取的”，英国因此拒绝梁氏提议。
英国的冷遇并未使梁士诒放弃他的计划。他将华工计划略作修改，转而同法国接洽。修改后的计划不再有“武装华工”的字眼，“华工”代替了“武装华工”。同英国反应不同的是，法国此时也正在考虑利用华工的想法，梁的计划同法国一拍即合。法国立即接受梁的提议。
法、英在华招工
早在1915年3月，鉴于战争进展不利，法国国内人工资源严重匮乏，军方开始考虑寻求外援，使用华工便是方案之一，后因内部分歧被搁置。然而至1915年夏，随着战事的深入，人力资源愈紧，法国军方再次想到求助中国。梁士诒的华工提案可谓雪中送炭。
首批华工于1916年8月24日抵达法国。法方开始时对招募华工前景颇为乐观，设想到1917年底可招募十万华工来法，甚至提出如何分配这十万华工的方案。根据法国国家档案馆一份文件，这十万华工的分配方案如下：军械部：两万；陆军部：五万；交通部门：三万。法国显然过度高估了自己的招募能力。事实是，法国最终招募到的华工远远不足十万人。法国期望落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外交部与国防部门在招募问题上相互扯皮、互不配合。
与法国不同，英国在一开始对寻求华工援助深具戒心，并因此对梁士诒的计划置若罔闻。英国的心态在朱尔典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昭然若揭。朱尔典在评论梁士诒的华工计划时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然而，当战争延伸到1916年夏季时，英国的处境相当危险。索姆河一战尤其使英国元气大伤。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以保证英国的生存、缓解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为英国的燃眉之急。至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英帝国求助中国人的尊严受损等考虑，只好退居次位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一改初衷，在1916年夏接受招募华工的提议。但英方的招募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初期颇让人失望，到1916年底，招募尚不足40人。但工作很快走上正轨，到1917年4月底，3.5万中国劳工已被英国送到法国前线。根据法国驻伦敦法军武官的一份绝密报告，英国当时甚至秘密招募藏人到前线服务。
同法国相比，英国招募华工明显比较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外交部与国防部在招募华工问题上配合得比法方好，不像法方互扯后腿。由于运轮吨位严重欠缺，英法在1918年初相继决定停止招募华工。
英法两国招募华工旨在为其战争服务，两国均属意中国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华工来到法国后，过的是军营式生活，在英国管理下的华工尤其如此。他们如果严重违规违法，会受军事法庭制裁。在一战期间，至少有十名英国治下的华工遭军事法庭处决。两国对待华工的态度及管理方法也有差异。整体说来，法国管理下的华工待遇较好，工资较高，行动也比较自由。英国当局对此直认不讳。英国将军福德在其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英法两国在管理华工上存在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在于英国不准中国苦力进入各种咖啡馆，但法国则没有此限制”。英国军方甚至抱怨法国人对华工态度太友好和善，并因此给英国带来“严格管理华工的巨大困难”。英国军方对其管辖的华工受到比法国华工更多约束及更严格限制颇为自得，并建议法国仿效。
一些不满英国粗暴管理的华工有时私自跑到法国华工营工作。针对华工逃跑等系列问题，英方不思改进管理方式，反而采纳更为苛刻的条规。一些视华工如囚犯的条规出笼，充分反映了英国管理华工的方式存在严重问题。英军格雷上校是分管华工营的一位军官，对管理问题深有体会，他在1918年初的一份保密函件中写道，华工营管理工作出现的许多问题，责任不在华工而在军官。他认为许多管理华工营的英国军官根本就不称职。他们不懂如何管理华工，也不知如何处理因语言沟通或误解产生的问题，只知一味采取高压或弹压。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格雷抱怨说，任何一点纠纷出现后，军官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在未弄清楚华工问题之前，便开枪弹压。格雷指出，许多军官因为不了解华工，便对他们严加防范，经常诉诸严厉措施，并限制华工自由。他在该函的最后写道，华工如管理得当，工作会十分出色，但英国的管理方法亟需改进。
其实，管理方法是与管理态度密切相联的。英国之所以采取粗暴严厉的管理措施来对付华工，是因为在他们心里，华工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在战时来到法国资助华工的蒋廷黻，对英国人的态度便有深刻观察，他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华工在法国管理下比较满足。除管理方法差异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军官对华工的态度。法国人(对华工)较少种族歧视，态度也较民主，对(华工)感受比较关切。”英国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刻意维护其军官及白人的尊严及优越感”。
华工之贡献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曾写道，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经济上而非军事上的。美国参战并未在军事上立即产生影响，但美国的加入马上帮助协约国免于因战事而“有破产之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同样指出，中国输送近15万华工到法国及最终宣战，也许对协约国在军事上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意义重大。古老的东方文明主动参与拯救西方文明，不仅为协约国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源源不断的中国人力资源支持——而充足的人力资源是打赢现代战争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方位的现代战争，战争取胜与否，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一决雌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后盾及人力资源。诚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评：“现代战争是一种现代工业”，华工是这种新战争的“一支新部队，他们的武器是铁镐、撬棒、铲锹及推车”。
华工年龄在20～40岁之间，个个身强力壮，吃苦耐劳。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一周七天，极少休息。华工的到来至少可以帮助相同数目的英法青年走上前线，直接参战。从这一角度分析，15万华工等于15万部队，尽管他们不能享受工兵的待遇。
华工出色的工作赢得英法双方高度赞扬。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任务”。法国一位具体负责华工营的军官在向其上司汇报时写道，华工“温和、聪慧，是优秀的工人”。在英国管辖下的华工，尽管面临各种管理问题及不公平待遇，也表现优异。英国人威克夫德当时所写的华工报告就是华工出色工作的最好见证。他这样写道，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不能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他们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英国国防部对华工的出色工作也深为赞赏，称他们是所有工人中“最好的”。
由于大多数华工的工作地点靠近前线，不少人因此血洒战场，甚至为协约国捐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尚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华工为协约国事业献身，本文在这里只能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华工死亡的数字包括在赴法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战争期间死于战场，战后为打扫清理战场，死于地雷、引爆炸弹等。
关于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华工，有案可查的是700多人。至于多少人死于战争期间或战后清理战场中，需要加以论证。间接求证的办法是调查在法国的华工墓地。法国有多处一战华工墓地。在一个名叫“诺艾尔”靠近索姆湾的华工墓地，800余华工埋骨于此。在另一个离巴黎不远的巴伦墓地，有1000余华工的英灵永存于斯。在巴纳克村庄墓地，201位华工埋葬在这里。把死于途中及葬身于法国的华工数字相加，我们可以得出近3000名华工死亡的数字。
1919年12月10日英国国会记录记载约2000名英国管理的华工在一战期间死亡，如果属实的话，可以确信实际死亡的数字更大一些，因为这2000人仅包括英国华工，法国华工并不包括在内。我们有理由相信，应有一些法国华工死于战场的。还须指出，在一战期间，尚有中国水手服役于英国船艇。根据中国驻伦敦大使的报吿，他们中有448人直接死于战争行动。中国驻伦敦总领事的报告则认为863名效力英国的中国水手死亡。
至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一战华工中有3000～4000人(包括水手)死于协约国战场，死亡率达2%以上。
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华工的流血牺牲、华工对一战的贡献并未得到肯定。在巴黎和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指责中国对一战毫无贡献，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所幸，在后人的不倦努力下，时至今日，中国劳工对战争的贡献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可。
《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