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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从普选之争看文明冲突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香港特首的政改报告结局,将对香港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事缓则圆”,此前我一直希望人大常委会将此项议程搁置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当下大陆政局处于高度敏感的阶段,显然不是对香港问题做出决断的最好时机。

中共习惯于“党领导一切”的传统思路,不容香港政治有任何超越其掌控的可能;他们担心香港真普选可能在大陆民间引发骨牌效应,导致局面进一步失控,必须坚持严防死守。人大常委会仅仅是一颗橡皮图章,庙堂衮衮诸公是否意识到,僵硬地否决港人的民意诉求所引发的公民抗争,也可能在大陆激发骨牌效应,反过来影响高层的权力博弈。

或许某些中共人士认为:“不怕,老子有枪。”大不了出动驻港部队宣布紧急状态。这种想法一点不奇怪,在中共历史辞典里,天下是打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这种迷信暴力传统由来已久,“弓马得天下”的大清到末年,摄政王载沣回应张之洞对时局担忧时也是这句:“不怕,有兵在。”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蒙元和满清,是两个最自私的部族政权,因这两个游牧少数民族创立的朝代,都是由血缘族群所把持。另一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将其定义为“族天下”。这种由一个群体执掌权力并世代分享血酬的政治形态,与后来的“党天下”十分相似,其实就是扩大了的“家天下”。

某些大陆高官很有游牧民族征服者心态,将香港视为一块天朝从夷狄手中收回的肥沃疆土,可不按规则地予取予求。这种心态之所以比航海民族殖民者还要糟糕,盖因殖民者懂得养鸡下蛋,而征服者却往往只懂得杀鸡取卵。

资本主义文明最讲究契约精神,农耕文明次之,而游牧民族历史上背盟纪录最多。近代以来香港社会繁荣发展,背景是源自西方世界商业文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体系和地方自治传统,不仅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农耕文明格格不入,更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暴力传统下的党文化相互冲突。

中共建政前不仅祖述马恩列史,也曾倡导普世价值、宪政和普选。1937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发布《民主政府施政纲领》,承诺实行普选制度与议会制度。1939年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选民可直接选出被选举人。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倡导“新民主主义宪政”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1949年建政时,中共承诺建立联合政府,保留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10年至15年甚至20年;但仅3、4年后毛泽东就背约,废弃联合政府框架,提前实行“对资改造”;其后弁髦宪法,发动各种政治运动,践踏人权无所不用其极。直至今日,普世价值、宪政和普选在大陆仍是禁区。

长期一党专政使中共政治竞争能力退化,全凭高压维稳掌控权力;同时也失去了政党特质,逐步蜕化成为一个政权。外无竞争的后果是党内矛盾激化,残酷的权力斗争周而复始,至今仍在历史怪圈中不能自拔。

政党生命力在于竞争。中共执政64年却一直致力于消灭竞争,同时消灭一切可能的竞争者。怕竞争、重掌控的纠结心态,也是中共在香港普选争拗中进退失据的重要原因。从强调“全面管治权”到以“宣布紧急状态”相威胁,越是恐惧政治竞争,就越迷信暴力工具。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承诺,原是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做给台湾的示范。“50年不变”的爱情婚约,仅仅17年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基本法会不会变成白条?“占中”抗争会不会导致六四重演,甚至再度引发中共与整个主流文明世界的对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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