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香港举行“反占中”游行
台湾娱乐明星在中国大陆涉毒被拘引发两岸三地法律讨论。无论是香港“反占中”游行，还是中国人的档案袋里，都充斥着谎言。
台湾娱乐明星柯震东因涉及吸毒在北京被捕，成为舆论热点。法律学者徐伟群在台湾《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柯震东被捕的严肃意义》指出，柯被捕前后，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人在哪里，正受到什么待遇。在一个文明国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不管犯行再怎么样确凿，在刑事诉追的过程中，要受到应有的人权保障。像柯这样，被拘捕就失去踪迹，只能等待权力施恩发布讯息，这是对人权的莫大危害。
徐伟群说，黑箱服贸的经验告诉我们，两岸交流中某些人的商业利益并不等于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也不等于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民主和人权到头来才是国民最切身的核心利益。如今，柯震东事件更提醒所有人，并不只有“台商”会遭遇人身拘束，需要人身自由保障机制，任何身处中国的中华民国国民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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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影星柯震东
香港人也很难接受大陆宣传
香港记者陈沛敏在香港《苹果日报》撰文《开名打格仔是什么逻辑》，认为如果房祖名、柯震东吸食大麻的地点不是大陆，事件的发展和呈现会很不一样。如果他们是在香港购买、藏有大麻，那肯定违法，同时会因为他们的名气和背景，受到传媒广泛报道。但电视上不可能播出身穿囚衣的柯震东声泪俱下地向全世界忏悔认罪的片段，也不会出现程序上仍未定罪的房祖名在家中当场断正、警察人赃并获的搜证实录。
陈沛敏质疑：既然是疑人，即是未被定罪，那为什么要他在镜头前公开承认吸大麻？既然打格，即是须保护其身份，那为什么仍然公布嫌疑人的全名？打格的作用又是什么？无论内地当局是为了宣传禁毒或者其他政治需要，习惯普通法法治观念的香港人，很难接受这一套。
媒体“反占中”报道受赞
资深媒体人梁美仪在《明报》发表文章《寒风中为香港传媒拍掌》，指出在政治斗争日趋尖锐的当下，香港传媒成为被压迫的一群，各种来自政治、经济或是主事人的不合常理的干预，不少传媒中人这年来都被这股压力逼得透不过气来，尤其是有关占中争议的报道，传媒行家被上司挑剔的情况更是普遍。但是，梁美仪认为，香港传媒在上周日的“ 保普选反占中大游行 ”的专业表现，值得市民鼓掌。
梁美仪说，中方喉舌媒体，形容反占中游行反映真实主流民意。与此同时，在大游行前夕，坊间屡传有团体以酬赏为手段，“招募”市民参加游行。传媒机构为了解建制派筹划的这次游行，是否一如过往香港的绝大部分大型游行活动，是出于市民的自发参与，抑或渗进利诱因素，多家传媒机构分别从网上社交平台或其他渠道，找到多个拟派钱的团体，并利用传媒惯常使用的“放蛇”方式，全程以第一身直击有关团体“召集”游行人士的过程。
档案袋里的谎言
人才交流中心是一个政府机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中国公民的档案。作家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袋子里的中国人》指出，在中国，很少有人能看到自己的档案袋子，只有政府和政府控制机构中的特定人士--某些党员--才有权查看，它是中国政府控制民众的秘密工具之一。人事档案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装着谎言袋子甚至可能决定人的命运。
慕容雪村说，这个袋子中有一些谎言是自己编的。他在高中毕业前填的《家庭情况调查表》，称妈妈和姐姐都是党员，但她们不是。还有一些谎言是老师和同学帮我编的。老师会为了自己学生的未来，尽其可能地为他们说好话，甚至还要冒一点小小的风险。
今年5月，政府宣布将推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这将是更先进、也更强大的秘密档案，《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征信系统能够覆盖社会成员所有活动的方方面面，不留死角，包括公民的网上言行，都将记入档案。慕容雪村说，“在我的后半生，我会拥有一个电子档案，我可能不会知道其中有什么内容，但无论我走到何处，它都将是我余生沉重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