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是中国当代政治的显著特色。一方面，作为世界上和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这个赤色利维坦每天都必须消耗天量的政治输入，包括吞噬各种民脂民膏，甚至鲜活的生命。另一方面，这个怪物又时常出现阵发性疯狂，撕啃咬嚼自己的肢体而自残。近日来，中共权力进一步走向法西斯专制，对人民的镇压愈发疯狂，同时，它又开始了党内大清洗，以周永康、李东生、王立军为代表的政法系统遭整肃，以徐才厚、谷俊山为代表的军头被拿下，以央视为重点的媒体也被冲击。原来共同对付百姓的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出现内讧，其后果和影响值得关注。
中国政治治理体系由三大控制板块构成：党军、政法系统和宣传机器（类似于奥威尔在《一九八九》里所说的“和平部”、“爱情部”和“真理部”）。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党军成为治理的核心，屠杀定义了中共政权的根本特性：“政权即镇压之权”（该语出自毛的接棒人、副统帅军头林彪之口）。且不论“文革十年”或以前的年代，从一九八九年拉萨、北京屠城，到一九九九年镇压法轮功，再到二○○八年弹压西藏和二○○九年血洗新疆，该政权的屠杀功能都未休停过。
但每时每刻的统治毕竟不能全靠枪炮、坦克来完成，所以共产党江山的一半命运就托付给了公安系统，尤其在老百姓反抗频率升高、反抗样式多元化、捣乱小动作（搞笑、恶搞、行为艺术等）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倚重特务而构建的维稳体系就尤显重要。在“和谐社会”的幌子下，“政法沙皇”周永康为强化警察国家不惜血本和大开邪门。正是在他如日中天的日子里，“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它揭示的本质是，中共政权以人民为最大的敌人，开始了一场执政寡头针对民众的内战。
在中共尚未夺得政权之际，它就精通思想工作，发明了“洗脑”和洗脑术（西方第一部关于“洗脑”的著作因为韩战美军俘虏的经历而产生），通过灵魂里的革命，来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并以此控制军队，夺取政权，并建立了一套极权体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中共意识到，治理一个教育程度、权利意识和外界知识都日渐提升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必要运用现代传媒来控制信息的内容和流通、规仪和塑造民众的认知，甚至批量定制生产出政权希望民众消化的“事实”，让大众像爱丽丝一样跟随着扑朔迷离的兔子，掉进一个虚幻的仙境里（用中国特色的新语来说就是“中国梦”）。
中共权力术从毫无遮掩的粗糙的暴力构建的兵营国家，在二十世纪末进化到了重点控制、有选择性打击的警察国家，最后到二十一世纪，又进一步配以福柯所揭示的“控制身体的权力”，包括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思维过程，一个“全方位监视”的监狱国家已经诞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乔治‧奥威尔的“老大哥政权”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当今中共政权下达到极致完美的统一。毫不奇怪，当“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结成三位一体、并行不悖时，他们对人民就有极强的控制力，这就是中共暴政“稳固”的根源。
但另外两种局面也可能产生：在同一个专制中心下面，这三项专政工具可能产生内讧。例如，在毛的时期，所谓的解放后和“三反五反”胜利后，军头和军人大批充实到公安政法系统。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组建“公安部队”，肩负的就是“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重托。但我们知道，后来罗瑞卿被整，被逼得跳楼自杀，腿断鲜血直流之时还被装进箩筐抬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接受万人批斗。群众造反砸烂公检法，军队接管公检法。与此同时，文人笔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和“梁效”之流用笔作刀枪杀人。“十大元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最后无不遭殃受苦。
或者，第二种局面会产生：中共专制内在的凝聚力丧失，出现明暗两套政权指挥系统，产生两个阵营动用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互相厮杀的局面。邓小平去见马克思后，“六四”屠城有功的杨家将（杨尚昆和杨白冰）被曾庆红的政治运作排挤出局，政法系统利用反法轮功事件和维稳为借口迅速扩权敛财。在争夺接班过程中，薄熙来试图利用媒体先声夺人。中国当下已经出现至少两大意识形态、军队势力、政法系统和宣传班子的对垒。所以京城风云变化莫测，血雨腥风若隐若现。以至，权力已经登峰造极的习近平还不得不担忧自己的身家性命，提出与腐败斗争、打大老虎时，把“个人生死，个人毁誉”置之度外。
中共声称要建设“政治文明”。何为“政治文明”？其实，它的底线和目的就是：政治不再杀人。从毛落得最后家破人亡，到朱镕基要“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为自己而备）去闯“地雷阵”，再到温家宝的“赴汤蹈火与准备棺材的决心”，最后到习近平大谈“生死观”，无不成为中共所谓政治文明的讽刺性注脚。奢谈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不如大家获得身家性命自信。
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件件要命。邪道路、恶制度、混理论，何来自信。当兵变或民变成为未来政治的高机率选项时，对于被绑架进中国政治野蛮搏杀的部分官员和民众可以有一些乐观，坐观“恶人自有恶人磨”的历史大戏，但也不要忘记当下的紧急要务是要为自家找到保命之道。
《动向》2014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