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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逃离新闻的路上

我离开21世纪经济报道已经半年多,这些日子,在一个法语培训中心报了名,全职学习法语,最近一个月,去了一趟西藏,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此时此刻,我正坐在上海图书馆顶楼的阅览室,背单词,看书,写这篇小文,心静如水。

我是一个新闻逃兵,离开了兴奋过、焦虑过、自豪过、厌恶过5年的媒体圈。

不过,只能算游离:MSN、QQ、微博和开心网上还挂着上百名编辑和记者——曾经是我的同事、同行,更可恶的是,家里还有一位在职的记者。

找一个同行伴侣最大的弊端是,总有个人忍不住要讨论业务,或者评论一些国家大事——我们的工作都是操心总理才操心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有时候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

目前,我没打算重操旧业——朋友称之为‌‌“出山‌‌”。

2011年6月,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传播系沈菲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对数百位调查记者问卷调查,结果是如此的悲观: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只有13%左右的人还愿意继续从事1-5年调查记者。

总结下来,‌‌“基本青壮、基本男性、基本有文化、基本从业八年,老巢基本在北上广,流窜范围基本不定,基本收入低、基本不满意、基本作息乱‌‌”。

这些调查记者的这些纠结和焦虑,我都有过。《南方周末》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新闻理念‌‌“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大学时候读到这句,感动得不行。但是等自己做了几年记者,却发现理想撞死在自己面前。

但是我还得自己主动‌‌“竖起天线‌‌”,接收各种负面消息,因为记者职业就应该做轮船的瞭望者,告诉大家,哪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我的签名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新闻‌‌”,又有一阵子变成了‌‌“珍爱生命,远离微博‌‌”。有好几个月,我完全拒绝电脑和网络,白天上课,晚上做作业,遛狗,说真的,没有网络纷杂,不自找不开心,没有负面信息焦虑症,很棒。

总理他老人家时常‌‌“仰望星空‌‌”,中国的年轻记者大概只能仰望‌‌“天花板‌‌”了。

做记者,在国外的轨迹常常是,读书读到硕士、博士,然后在一个媒体干个十几年,最好能外派去某个国家,当个站长,见一些世面,再写几本不错的书,去大学新闻学院讲讲课。

毋庸讳言,中国的记者大部分仍然是吃青春饭的,用高强度的工作来维持生活,这方面社会新闻记者尤其突出,一线的基本都是非常年轻的记者,财经记者圈相对好一些,但主力仍然在26到30多岁左右。相比国内,国外做到五六十岁的记者大把。

比如,在21世纪经济报道,30岁以上的记者已经很少,要么做了领导,要么转行,去别的公司做公关总监,去基金之类做分析员等等。

这个原因很好理解,那就是天花板。现行的市场化媒体考核制度,薪酬制度等(人民日报,新华社之类官办媒体不在比较范围之内,他们有很多老记者),无法让从事新闻行业10年以上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个报社总编和一个传统行业的老总,或者一个报社中层(工作10年以上)和一个企业中层的待遇很难相提并论。

当然,国外记者收入也不是特别高,但他们国家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养家糊口的压力没有中国大,国外一些不错的媒体甚至会给员工半年到一年时间带薪写书,会花费更高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完成一个稿子,对写稿量也没有中国市场化媒体那么大,也并不急吼吼地要把记者末位淘汰掉。

或者可以这样说,国外一些著名媒体是拿稿件当作品,我们的媒体是当产品,在我过去的从业生涯中,很多很多次,必须在5个小时,6个小时,采访和写出一个3000字左右的新闻稿件,甚至有一次2个小时,写了2000多字新闻稿。

在一些媒体,过得最好的人,是一天能写3篇报道,每篇2000多字的‌‌“牛人‌‌”,还有一些年轻有激情,经验不足,却仍然产量丰富的记者。

更甚的是,一些媒体高层拿记者的报道换广告,利益输出,或者出卖记者的线人,换取自身的安全,或者沦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代言人,宣传机器,还有一些则敲诈政府,发软文、关系稿求生。

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的种种怪现状。

放之海外,因为互联网的冲击,若干不错的媒体已经关门大吉,中国因为市场化媒体比较晚,尤其是专业财经媒体最多十来年,所占份额还小,仍然有一些空间,但仍然有远虑近忧,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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