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演讲
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风靡大陆，今年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旧著《中国革命简史》。这是唐德刚用英文写的著作，虽然是“旧著”，但从未出版过。这本书由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古苍林翻译、联合国中文处夏沛然审校。他们两位都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员。
《中国革命简史》一书的副标题是《从孙文到毛泽东》，从大清王朝的崩溃写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作者准备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写“国民党政权的衰落与崩溃”，但没有完成。
读完这本书，最深的印象是，作者站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力求独立于国共两党的立场来看待孙中山和毛泽东的革命。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客观地叙述清末“海外民运史”
第一，《中国革命简史》客观地叙述了清末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海外民运”史。
英文书籍一般称孙中山为Dr. SunYat-sen，《中国革命简史》英文稿亦如此。但唐德刚以为“中山”一名，是来自孙一度用过的日本化名之一的“中山樵”。孙本人从未自称中山，他生前习用“孙文”。所以本书译者也把Dr. SunYat-sen译为“孙文”。孙中山是中国大陆对“孙文”的称呼，语言习惯用法是不易改变的，为了符合极大多数中国人的习惯，所以本文仍然沿用“孙中山”这一名称。
中国“海外民运”起源于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创立的“兴中会”，最早入会人数有二十多人，一年后，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一九○○年后，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宣布自由发展实业为合法，奖励资本家兴办企业，派出大批学生出国留学。慈禧太后的改革开放使孙中山的“海外民运”毫无起色。“兴中会”成立九年后，当孙中山回到檀香山时，发现他的小团体已不复存在。一九○四年孙中山到美国大陆，由旧金山跑到纽约，发展“兴中会”会员，仅发展到一人，筹款分文未获。在这年风雪交加的严冬，孙中山住到了纽约贫民区的一间单人房中。一九○五年，孙中山到日本，结识了当时年仅三十一岁的黄兴，几个海外民运组织在七月三十日这天合并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之分，据唐德刚说，当时“兴中会”加入“同盟会”的只有孙中山、梁慕光、冯自由三人。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第一次加入“同盟会”的有九人。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在一名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国会议员家中举行。孙中山出任“同盟会”总理，“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
“同盟会”创建未及两年，孙中山和黄兴内斗不断，日本政府受到满清政府的压力决定驱逐孙中山。为了促使他早日离境，日本政府给了孙中山五千日元，一个同情孙的日本人又加了一万日元。唐德刚在《中国革命史》中说，孙没有和“同盟会”总部人员商量就接受了这笔钱，离开日本时，只留给《民报》两千日元，也让“同盟会”在东京的大多数会员和干事感到愤怒。章炳麟一大批人要求撤换孙的总理职位，指责孙“挪用公款，背弃革命”。到大清王朝灭亡前一年，“同盟会”的分裂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九一一年四月，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遭到了惨痛失败，数十人陈尸街头。
这么一个老大的“大清帝国”，并不是百十个“海外民运”分子可以动摇的。问题是，大清王朝在灭亡前，政府官员腐败不堪，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把国内所有“动乱”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孙中山、黄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他始终不渝地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提倡“三民主义”，在海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力。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在美国丹佛市，他是在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消息的。武昌起义爆发后二个半月，孙中山才回到中国。当时的清政府，把国内的每一次起义和“群体事件”，都归咎于孙文、黄兴这样的“境外敌对势力”。这样，孙中山的影响力就转化为权力，孙中山回中国一个星期，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是国共两党的“党父”
第二，《中国革命简史》清楚地说明了孙中山是国共两党的“党父”。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把三百五十多名国民党籍议员逐出国会，国民党的领袖有如在满清时的革命低潮期，被迫流亡日本。唐德刚说：“再度流亡日本后，孙中山开始萌生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独裁者的想法。他要求追随者绝对的、盲目的服从。他的专制主义得到以陈其美为首的一群党内上层领导人支持，国民党于是变成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孙中山出任总理。唐德刚说，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大纲事实上是一个一党专政政府的蓝图”，“中国革命因此从共和主义和代议政府的意识形态，转向专制主义和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后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二大时，汪精卫当选为党的新总理，蒋介石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十四位共产党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李大钊、毛泽东和邓颖超。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许多成分是学习列宁、斯大林得来的，但实际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起源于孙中山在一九一四年创立的中华革命党。
西安事变是“红色王朝”兴起的原因
第三，毛泽东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革命，不过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由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有限。毛泽东革命的后果，是消除了大清王朝后的分裂割据状态，达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建立了一个新王朝——“红色王朝”。
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国民党政府对红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最后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共产党为长征付出了巨大代价，六个苏区失去了五个。原来数目庞大的红军从三十万缩减到三万。唐德刚说：“根据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底的估计，要彻底消灭这一小股赤匪，只需二到五周。如果没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突发的西安事变打断了他的军事行动，蒋也许已经大功告成。”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释后，长达十年的“剿共战争”即告停止，蒋介石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唐德刚说：西安事变“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提供了新的生机”。
《中国革命简史》一书近最后部分是《共产主义在战时代扩展》。
唐德刚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第一次获得合法地位，中日战争给予它进一步扩展的机会。”在西安事变时，共产党统治其首府延安附近大约六个县。“到抗战结束时，红色政权宣布已建立了十九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六百三十五个执行政令的县政府，管理人口八千六百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从一九三七年的五万人扩展到一九四五年的九十一万人，还有民兵二百万作为后盾。”
清后33年是两大王朝的“间隙”
第四，《中国革命简史》对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土的分裂割据状态有清晰的描述，从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到一九四九年，这是清后三十三年两大王朝之间的“分裂割据间隙”。
中国几千年历史有“两大循环”——“王朝循环”和“分裂统一循环”。在秦始皇以后，一个王朝灭亡和另一个王朝兴起时，都有一个“间隙”。我们注意到，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是明显的“分裂割据时期”，事实上，宋末、元末、明末也有一个或长或短的“分裂割据时期”。从北宋一一二七年灭亡到一二二七年的一百年，是西夏、金和南宋并存的“分裂割据时期”。元末，一些农民起义军建立了“大汉”、“夏”、“大周”、“明”等割据政权，到朱元璋统一中国，有三十多年的“分裂时期”。明末农民大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持续三十年，不同的农民政权、北方的满族政权和摇摇欲坠的明朝政权，在一些时期内，事实上呈现“分裂”状态，不过一些农民起义军还没有“割据”就被消灭了。
毛泽东建立的“红色王朝”，没有实行旧王朝的“世袭制”，名义上是“共和国”，实际上，政治制度仍然是秦始皇专制制度一套。“大清王朝”和“红色王朝”之间，也有一个“间隙”，这就是从“大清王朝”灭亡后五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红色帝国”建国的三十三年。
孙中山提倡“共和”，实际上转瞬即逝。辛亥革命后，“共和时期”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就结束了，时间只有一年多。袁世凯当政，本质上是“大清王朝”改名换姓后的延续。袁世凯称帝死后十年，是北洋军阀、地方军阀、流动军阀，加一个依附于军阀的孙中山的“分裂割据时期”。在一九三二年三月至红军长征前，“满洲国”占据中国东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占据赣南、闽西一带，面积相当于欧洲的马其顿，比阿尔巴尼亚略小。“中华民国”占五个半省，人口一亿。红军长征，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移动到了陕甘宁苏区。中华民国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在农业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大清王朝的灭亡，不可能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只能重演“分裂割据”循环。所以，在袁世凯死后三十三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建立“红色王朝”，是“大清王朝”和“红色王朝”之间的“分裂割据间隙”。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议会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用唐德刚的话说是“把新制度强加于一个没有改变的旧社会之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政治制度却是旧的、古老的、秦始皇开创的“专制王朝”制度。私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社会经济状况的变革，必将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古老的“王朝循环”必将结束。历史发展到“第三千纪”，中国已经不是传统的农业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卫星导弹技术的发展和潮水般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使得阎锡山、张作霖、陈炯明、龙云这样的地方军阀无法再生。中国不存在苏联那种四分五裂的危险。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也将结束“分裂统一”的循环。
《中国革命简史》全书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唐德刚十分重视人的性格、心理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他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西安事变、毛泽东崛起原因的分析，使读者在“政治复杂性”中看到政治现象中“简单”的一面。唐德刚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大家，译者从英文翻译为中文时，保留了唐德刚的语言风格。唐德刚已于二○○九年去世。我在一九八八年在夏威夷召开的《民主与社会公正》研讨会上认识了唐德刚，后来在美国多次见面，他的一张大硬木桌子，我用了整整二十年。最近从佛罗里达搬家到华盛顿郊区，因太重、太大，不得不送给了佛罗里达朋友。但唐德刚的思想和为人，永远留在我心中。
写于二○一四年七月十三日
《争鸣》2014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