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把反右运动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扼杀了独立思想存在的空间，为毛泽东和中共以后几十年的灾难性政策奠定了基础。
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表示：反右“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放弃这种斗争，……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
那么中外独立学者怎么看反右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意义呢？
“因言获罪”成为中共传统
回顾反右运动，几乎全部右派都是“因言获罪”，其罪行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郭罗基表示，中共从1957年开始确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这个罪行。他说，尽管中国当时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但是，“在中国，好像言论自由只能讲革命言论，只能讲正确言论。只能发表正确意见，不能发表错误意见。要真正实行言论自由，无论是革命言论，还是反革命言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表，就要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不推翻，就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政治民主，中国就不会进步。”
党内党外形成一言堂
曾经在1994年到1999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张全景在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承认：“1957年反‘右’之前，民主生活会最好，相互之间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批评的同志还可以作解释。”“反‘右’后，在说真话方面受到影响。”
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认为，毛泽东当年就是想通过反右运动形成在中国的“一言堂”。反右运动奠定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版图，消灭了一切自由主义的可能性。反右之后，所有的其它党派的声音、其它党派的报纸和所有的宣传阵地全部收归共产党所有。在1957年之前，各个民主党派还有自己的报纸和言论阵地。到了57年，全部被中共收编。
陈奎德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后的中国的政治版图基本上就按照毛的意志往前走了，基本上中国人就没有自己说话的语言方式，没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一个头脑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57年反右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我觉得与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格局的形成有极大的相关性。”
知识分子成为敌人
反右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全面压制。反右之后，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代知识分子不仅完全丧失了言论和思想自由，而且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也遭受歧视和迫害。
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历来就对知识分子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早在1925年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把知识份子分为三类，对知识层次越高的人，就表现出越大的不信任。反右中，他在发表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时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后来他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宣称，中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是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是另一个剥削阶级，至此将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正式对立起来，使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政治阶梯中的底层。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1957年消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消灭知识分子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知识分子的理性的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毛泽东和反右运动他是要让知识分子的灵魂坍塌和扭曲。从这一点来说，57年这个整人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真的使一代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断了代。他要打垮和消灭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自主的人格和社会批判的力量。”
说假话成为传统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认为，反右运动毁灭了一代人的真诚和信仰。他说：“以前，土改、镇反、肃反的时候，不管多残酷，至少理想语言还在那儿。但是57年以后，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但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深远一直蔓延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所谓犬儒主义，说假话，出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只顾自己。”
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良英在《反右派运动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大灾难》一文中表示，反右后谎言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常态：“是非、真假完全颠倒，谎话、假话满天飞，人人在谎言中生活。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反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幻想三年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结果饿死了4000万人，造成了第二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中国传统道德被摧毁
当年由于拒绝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而被迫退出共产党的赵根植说：“反右最可悲的结局就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底线就没有了，是非、善恶颠倒过来了。以前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说要忠孝仁义。对朋友就是要讲仁，要讲义。现在不行了，这就是不站稳立场。站稳立场就是说，你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自己能爬上去，就可以揭发，甚至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夫妻。很多妻子离婚了，揭发丈夫，她自己就保住了。传统道德打破了，而且又没有新的道德。”
毛泽东地位进一步上升
反右运动的另一个后果是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中心主任吴国光教授说：“(反右后)毛在党内地位改变了，影响力改变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说：‘自从反右结束以后的“南宁会议”，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了。这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和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毛就拉开了他和他党内同志的权威的这样一个落差。”
党高于一切
回顾反右全过程，整个运动全部根据中共中央一系列内部文件布署进行，未经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讨论。其中多次标志性事件，都是毛泽东的指示或者发言。地方对右派的定论与处分，也由基层党支部上报，无须法律程序，也不允许本人申辩。一个党支书的拍板，就能决定一个人乃至一家人的命运，其随意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种党高于一切和无视法律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党天下”。再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地位进一步上升，党和国家没有约束机制，这一切都为后来中华民族的一系列大灾难埋下了伏笔，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