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大权在握，一面高歌“中国梦”，一面在全球布局，积极联俄拉欧，又加紧经营非洲与拉美，以制美或抗美，而较为不妙的是，在亚洲反而惹得四邻不安，空前紧张。
所谓“中国梦”，号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共标榜其基本旋律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出它的万变不离其宗，故而难免在被歌颂的同时，也被视为当今一大笑话。不过，中共对许多正经事可以不认真，对它的一党专政，及建筑其上的“中国梦”，倒是认真得不得了，而且其霸权态势日益显露，这就令人对其“中国梦”，也要认真一些了。
中国与俄国，终究有所不同
这时，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与俄国，终究有所不同。
上个世纪初，沙皇帝国被推翻，而到世纪末，苏联帝国也轰然解体。经历如此变化，尽管普京对苏联解体耿耿于怀，而且俄罗斯的“伟大复兴”得到民众相当广泛的支持，然而，其社会毕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化，对帝国复兴倾向有相当的警惕、批评与反对。
曾任俄罗斯代总理的盖达尔在这方面有其代表性。他看到“二○○四年俄罗斯当局试图在乌克兰所做的事情”，认为那是“很久之前别的帝国所制造的‘错误标本’的继续”，于是研究写成《帝国的消亡》一书。在书中，盖达尔指出，“苏联是因为一场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兄弟相残、牺牲了数百万人的内战的结果才诞生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帝国复辟不可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所造成的环境而实现。”他这本书，直接针对着俄罗斯的所谓“后帝国综合症”，如今普京又在乌克兰兴风作浪，重温此书，又有一番感慨。
中国的清帝国也在上个世纪初被推翻，然而，新的共产帝国，也是得益于一场大规模内战，再以政治手腕切断了向民主主义发展的路径。不过，因为自上一个帝国后期以来国家积弱，且战乱不断，民族元气大伤，“超英赶美”谈何容易，不免另辟蹊径，以意识形态先声夺人。到“文革”时，似乎出现了某种进入鼎盛期的迹象，毛泽东当时被奉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但那终究只是体现一种政治狂热，实力尚难以支撑。甚至就在张狂之际，它在北方帝国压迫下，不得不转而联美联日以抗俄——尽管号称“革命外交路线”，其实与后来所谓“韬光养晦”，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今，因为放弃计划经济实验而青睐市场经济，特别是加入了世贸组织，民间能量释放出来，出现堪称爆发式的经济增长。于是，正所谓“一阔脸就变”，遂故态复萌，似乎无须再“韬光养晦”，反日抗美姿态日渐清晰。
党天下与家天下的中华共产帝国
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权，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念头不能说没有，但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民族复兴似乎自然就在其中。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明确了以市场化为导向，崛起之势明显，于是，在胡锦涛当政期间，民族复兴的说法渐渐时兴起来，而习近平接班之后，则更上层楼，它作为“中国梦”的配套话语流行开来。
微妙的是，“文革”失败后走向改革开放，对中共而言，视其为“社会主义”中兴或复兴，方为正理，但那就意味着承认其“社会主义”曾遭遇严重失败，未免难堪，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模糊了“社会主义”，与民众心态较为吻合。况且，它内涵空间很大，温和的民族主义可以在其中，“社会主义”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也都可以在其中。
半个多世纪前，帝国复辟固然已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却可以隐身于政治垄断、权力扩张的现实之中，借助“社会主义”而悄悄伸展。如今，摆脱了计划实验的束缚，经济市场化有相当进展，而政治垄断、权力扩张依然如故，帝国复辟又有了希望。中共不放弃其一党专政，而“红色”家族垄断权力与财富之势愈益强大，党天下与家天下相得益彰，与市场经济呼唤的民主与法治尖锐冲突。这样，无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在社会发展中有何正当性，其在现实中都难免走向极端，而在“伟大复兴”背后，就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新的中华共产帝国的影子。
帝国垂死与后起国家复辟的机会
在全球范围内，一次大战后，帝国就已衰落，尤其以欧洲最为突出。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为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本无可厚非，但他在他人研究基础上，将其视为“帝国主义”，把真正垂死之帝国，与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联系，这样似乎为“社会主义”赢得了理由，却为无数谬误大开方便之门。
帝国垂死，后起的国家却仍然有机会。德意志帝国与苏联帝国，前者在欧洲心脏地带显示其狂热，较为短暂，后者横跨欧亚，其传统的亚细亚社会特点未完全消失，则持续时间较长。中国同样经历过传统亚细亚社会，作为新的后起之秀，到本世纪初才把握住发展的机会。更有意思的是，近来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出现哈里发帝国复兴的尝试，其野心居然也不小。
当然，其中也有尴尬，因为帝国复辟毕竟与以民主自由为特征的时代及文明趋势明显相悖，而中共尽管竭力掩饰其“社会主义”之“中国梦”的帝国阴魂，它敌视民主自由的基本姿态，却在世人面前表现得清清楚楚。
《动向》2014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