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一党民主语境下的强化党权，现在我们再思考强化民权。
党权与民权问题，一直是中共面临的最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看媒体最权威的解释：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大的关系？根据宪法、法律和党的有关文件，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概括为：党领导人大，人大接受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党，党接受人大的监督。
贾府的最高权力法定归贾政，但贾政要接受贾母领导，贾母接受贾政监督，家法是由贾母带领贾政制定的。
请问，贾府真正最高权力属于谁？A：贾政B：贾母
贾府的权力问题还有博弈的空间，因为贾政与贾母都是自然人，可以直接对话交流，但中共中央与全国人大之间的博弈，却是有组织与无组织的主体进行博弈，被控制的无组织对象与控制主体之间的博弈，这样的博弈严格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全国人大是由中共一手“选举”出来的，而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的。
典型的案例是八九民运之时，学生最初提交的吁请书是递交给全国人大的，而赵紫阳与李鹏内争之时，赵想到的，并不是求助邓小平的幕后权威，而是求助通过全国人大来协调解决，赵紫阳是有民主法制意识的，并希望诉诸合法程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李鹏在日记里说：万里出国前曾经告诉我，（1989）5月12日赵紫阳亲自登门到他家，说中央意见分歧，在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求助于人大常委解决问题。
历史的关头，人民与党的领袖都同时发现，代表人民主权的全国人大失踪或失效了。万里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中止对北美的访问回国紧急处理国事，而是被要求继续访问，而其回国之后，又被滞留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失去了应有的价值，邓小平在家中召集的元老会议，不仅决定了赵紫阳的命运，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党控制了人大，邓小平也就可以控制党。如果当时万里能够启动人大紧急会议程序，公开处理八九民运问题，也许八九民运的结局就完全不同，邓小平李鹏政治集团也不会犯下滔天的罪行。
中兴领袖习近平一文提到了强化人民主权，这个提法有积极意义，但贾母要提升贾政的威权，同时又要强化贾母的威权，终极问题仍然无解，当贾政遇到贾母意见分歧时，谁有终极裁判权或决策者？
近日结束的北戴河会议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在“深改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呼吁，要真刀真枪地改革。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也要开启真正的依法治国大幕，伟大而真诚的改革誓言需要落到实处，并要面对真正的问题。
欧洲走出中世纪，最重要的革命是政教分离，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习时代如果诚心诚意地政治改革、强化民权，就应该党的事情归党管，政府的事情归政府，人大的事情归人大。
我们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共宣传部管一切媒体的意识形态，从电影到漫画，从图书到音像，从网络到教育，世界上哪个文明国家的当政党会如此滥权？如果中共把人民日报还给全国人大，把光明日报还给全国政协，让中央电视台市场化，党的宣传部门只管党内教育，中国的文化与新闻领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人民的选举权失落，是党国腐败之根源，强化民权，最重要的是让逐步落实人民的独立选举权，选票控制在党政部门手中，人大代表由有关部门指定，任何公民无权独立参选，这使共和国完全被变异，各级党政部门如果有真正的人大代表监督制约，社会可能会发展得慢一些，但肯定发展会更健康，更理性，也更阳光，仅仅想依靠中央巡视组来解决腐败问题、懒政问题，无异于拔着自己头发想飞行。
中共害怕文革式的大民主，那么和平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来监督各级政府，协调党政部门与民间社会的纠纷，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只要是政治文明发达国家莫不如此。中国社会的民主实践确实不尽如人意，由于传统文化与现实问题造成这样的现状，我们也必须承认，应该一步步来，如果立即启动美国那些的全民普选总统，可能会出问题，但中共在村一级民主实验从江泽民时代已开始了，习时代无论怎样也应该启动县市一级民主直选实验。可以分期分批地在有条件的市县启动民主直选人大代表，并由人大代表选举县长，县委书记可由上级选派，也可由下级党代表直选。
中共曾誓言一切“为人民服务”，中南海大门的屏风上一直大书此誓言，那么，党不应该永远成为领导型政党，而应该转型为服务型政党，为公民主张正义，为社会维护人权，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力，应该是中共的神圣使命，中共由国家财政供养，应该逐步引入竞争机制，由永远为人民服务，改为由人民来选择谁来为自己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不能决定由谁来为自己服务，人民的主体性在哪里？
毛泽东一步步剥夺了人民主权，包括人民的经济主权、文化主权、政治主权，邓小平时代以来，人民的经济主权、文化主权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但政治主权却仍然完全掌控在当政党手中，如果人民手中没有政治主权，其它主权随时都会成为泡影。所以，习面临的改革的本质，是还政治主权于民，还选票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