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感受过真正的自由，无论是体现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自由。曾经，社会主义是一个和人类自由划上等号的“先进制度”的代名词，选择社会主义，意味着政治正确和进步的时代潮流，它是人类的完全解放以及享受没有压迫、自由、和平的生活。显然，这是不真实的。
如果从社会主义的内部权力结构来观察，社会主义敌视人类自由并非出自于偶然，它符合这种制度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在那里，政治自由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目标，它用一种闹剧式的、走过场的荒唐选举形式将共产党人推向权力的宝座，这种选举形式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在共产党的内部层级之间达成一份政治同意的虚假契约，以此来掩盖社会主义的独裁本质；其次，社会主义与经济上的个人自由也是对立的，这是它的权力来源，政府的无形之手会穿透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此达到操纵经济的目的，因此，它会排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不会容忍任何具体的个人拥有经济上的安全感和自主权；再次，它剥夺了个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自由，国家、政府是被神化了的、不容任何异议的一种观念，所有人从摇篮到坟墓的这一进程，都处于国家和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人们头脑中迸发出来的每一个思想都会被一一记录在案，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中获得赦免的权利。
总之，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的关系，有点类似于电脑的运行系统与其内部的某个程序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个人还拥有某种起码的自由，只是因为这种自由正好与整台电脑的运行系统处于同一水平面上，而任何与电脑运行相抵触的个人自由都将被视作危害到整个系统的病毒，会立刻遭到清除。
借用一种历史主义的发展眼光，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它是一项由共产党人一手创造和发明的政治原创。人的自由里面蕴含了某种自然而然的东西，从人道的角度上讲，人们应当顺应这种符合人性的东西，而共产党人则用必然性的教条取消了这种自由，从而偏离了人性的正常轨迹。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强力干预，历史是否真正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趋势演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事实上，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苏联如日中天的世代，这一历史真理的体现也仅仅局限于那些共产主义所能控制的势力范围，这其中隐藏着一个深刻的谬见——这个世界远非只是西方的自由制度与社会主义两者所构成的二元对立，人们要么拥抱苏联和它的制度，要么被无情的历史进程吞噬，成为超验的历史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世界远比这幅表面呈现出来的图景更为复杂，比如，在以政教合一著称的伊朗却同时拥有阿拉伯世界相对民主的自由选举制度，而在本质上敌视所有宗教的社会主义苏联却能轻易背弃其信仰和政治原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叙利亚阿萨德独裁政权结盟，以此对付西方的共同敌人；又比如，南非黑人在反对英国白人政府统治的同时却远离共产主义；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并非是那些造反者们向往共产主义的证据，相反，他们的公民抗命行为恰恰是对基督教神学教义和美国宪法本身的捍卫，而这样的行动如果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如1956年的匈牙利或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则被视作一桩大逆不道的“反革命”罪行，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这些现象都远远超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观所能解释的抽象范畴，因为这一维度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作为一种世俗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工作只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知识界争论的一种延续，苏联集团的存在，同时伴随着西方知识界的分裂，这种分裂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苏联的解体。苏联的土崩瓦解，戳破了西方“左派”眼中的一个神话，为极权的共产主义摇旗呐喊的声音从此归于沉寂，道德的天平向“右派”的方向上倾斜。
在我看来，当时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或许真诚地相信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新秩序，将那些自私贪婪的资本家和他们的同路人送上历史审判的断头台，而苏联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火力点，以及实现他们心目中理想制度的现实蓝本。但是，苏联内部存在的真正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带入到公众视野的讨论之中，他们或许隐隐察觉到他们为社会主义苏联所作的辩护存在过誉之嫌，然而，他们还是宁愿将苏联视作一个早产的新生儿，而不是一个畸形的政治怪胎。在这些卫道士之中，包括一个炙手可热的光辉名字——让•保尔•萨特。事实上，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带给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任何想要的东西，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或者建立一个更公正社会的美好设想。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审视他们的观点，一切仿佛都真相大白，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极为肤浅的。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轻率地作出结论，认为他们的思考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可取之处？
事实上，在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表像下面，蕴藏了他们对于人类自身境况的深刻反思，折射出他们对于人类命运的真正的深邃思考。他们的文字存在一种穿透人心的道德力量，在他们的写作中，隐含了悲天悯人的基督情结。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知识界围绕苏联集团所作的论战，从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揭示出困扰现代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在资本和国家权力这两股强大的外部力量的现实诱惑和逼迫面前，人类该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精神的完整性？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在现代社会的思想土壤之中，成为影响现代人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精神危机。
苏联的终结并没有让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获得真正的解放，相反，它重新向彼得一世的大国沙文主义时代回归，但这已经不再引起西方知识界的注意，所有的问题随着苏联集团的瓦解似乎都迎刃而解了。在西方眼中，重要的是，人们从此生活在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威胁的全新世界上，历史一劳永逸地走上了进步的快车道。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来说，那种时刻担心苏联的导弹落在他们头上，每天都提心吊胆过日子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享受胜利带来的喜悦。
而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并没得到任何改观。在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名义下，今天的共产主义独裁者们已经成为西方政府的座上宾，成为他们争相邀宠的合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曾经的对手摒弃各自的前嫌，将社会主义的兽猎场携手改造成追逐资本原始积累的圣殿。作为一种相互影响的结果，那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盛行的东西，正畅通无阻地传播到世界上任何可能的地方，并进而影响整个世界。它以其坚定不移地意志和毅力，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只是看上去不再那么咄咄逼人、面目可憎，变得更加难以自察——当年西方“左派”知识界想做没有做到的事情，如今正在悄然变成现实，这难道不是一个奥威尔式的绝妙隐喻？一幅辛辣讽刺的实用主义的平庸漫画？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已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通过某种方式去评论它），关键在于如何从这个虚无、压抑的世界上重新找回生活的真实意义，以及去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局面。
定稿：2014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