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主管高干的人事部门——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干部坚定信仰和民族精神独立性，不要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组织部门发文，强调官员的意识形态信仰，并不多见，我们常见到的是中共宣传部门，动辄批评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腐朽生活方式，在中共宣传与组织系统语言里，是一个密切相关的“坏词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所指的资本主义，还停留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们似乎全然不知，斗转星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追求普世价值的新世纪。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看到了资本不受制约时或遇到暴利时，对人性与社会的摧残，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说的是“资本”，其所指主要是经济领域的资本，但权力资本呢？暴力资本呢？山中土匪、官府中的官吏，还有城中的劫匪与小偷，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些人更可能是无本万利），一样的铤而走险。这里我们看出了马克思理论出发点中的问题了，他唯一想制约控制甚至消灭的是“资本”，他没有看出，问题不是出在“资本”身上，也不是出在资本家身上，而是出在人性之中。人可以通过资本来追逐暴利，也可以通过公权力、通过一己体力（暴力），来非法谋取他人财富。
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一错，后面就跟着大错而特错了。既然资本是逐利的，所以必然会是剥削的，必然会异化人性与社会，从而造成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革命要解决的问题是消灭私有制，解除资本的剥削特性，没有资本、没有私有制，也便没有了剥削与压迫，这样就要消灭地主富农资本家，实现生产生活资料公有化，从社会主义逐步过度到共产主义，人类幸福美好、平等自由的时代就来到了。
如果马克思把问题归结到人性上呢，就会看出问题的另一面，无产阶级得到了政权之后，仍然是一部分人管理与控制国家机器，这些人披着无产阶级外衣，即便是无产阶级，但人性的贪婪本质，决定了他们在没有有效的权利制约的情形下，革命家与资本家一样，为了利益而铤而走险，问题是，人性的贪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一旦意识到，就可以通过各种力量予以制约，因为资本主义毕竟是在自由市场与法制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即并没有控制国家权力，而暴力革命起家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以非法暴力剥夺财产所有者，如果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脏污的血的话，革命者所获得的权力与财富，则是通过砍人头堆垒起来的。资本通过市场毕竟还有利他性，而革命通过暴力，没有双赢，只有革命者获得绝对的成功与胜利。
但资本主义一步步走到今天，经历了初始期的少人性缺人道，到中期的大萧条与战争（一战、二战），再到二战之后，逐步进入稳定期，新教与资本主义伦理、国家调控、社会力量制约、民主宪政制度等等，共同发挥着作用，使资本臣服于社会，又不失其适度的野性（自由属性）。
资本主义通过国家暴力经济以殖民地方式、瓜分势力范围的方式，以实现市场国际化、自由化扩张，这种方式在二战之后被遏制，这是资本的国际扩张的被终结，那么资本还会通过人性的弱点，腐蚀人性，使社会普通产生享乐或纵欲主义，这又由什么力量来遏制呢？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促使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关键，也可以说，它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的保证，韦伯引用圣经里箴言22：29里所描述的：“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新教徒从这种宗教来源里得出了“事业”的概念，将一个人的经济成功视为是救赎的象征，而挣钱的行为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则代表了一个人服从其使命的呼唤。有趣的是，日本人二战之后居然也能从佛教精神中，找寻到资本主义的道德精神，即劳作与创造是一种修行，稻盛和夫在自己的书中如此总结：“工作对人类而言，其实具有更深远、更崇高的价值与意义。劳动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欲望，磨炼心性，培养人格，其目的不只是换取生活所需，因为换取生活所需只不过是劳动所附带的功能而已。”
经营管理是一种工作，体力劳动也是一种工作，工作都是修行，新教伦理视同一种责任与事业，当这种形而上的宗教精神浸染资本经营领域之时，资本与财富的理念在价值观层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正因为宗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改变，我们看到，许多资本家在致力于赚钱的同时，同样致力于公益慈善，许多美国大资本家甚至联合要求政府对富人多征税，盖茨这样的巨富，除了留极少部分财富给自己的孩子，其它个人财富全部捐组慈善基金，以回馈社会。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说过：“通过正当的经济活动而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财富的追求，与避免把这样得来的钱财用于个人享乐，两者独特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使得人们相信，“在一个选定的职业中有效地工作是一种义务和美德”。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宗教信仰提升自己的道德价值层次，但这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方式，国家与民间社会在制约资本力量过程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譬如工会组织，有效的维护劳动者工作权益，政府则通过颁布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基本收益，通过税收调节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的贫富之差，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来审理社会各种纠纷与冲突，通过选票来选举各级议员及州府县府甚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以使国家政权代表全民利益。当然还有无所不在的自由媒体监督与批评，以及公民合法的示威罢工权，这些力量对资本与公权编织出一个有效的笼子，使其难以为害公民与社会，“资本”主义因此不可能“自由化”。
共产党人如果稍有良知，会发现他们批评与丑化的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像马克思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完全是一副权贵资本主义模样。中宣部提拔的各级党员干部，每年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腐败案发生，他们不检视自己的制度因素，把问题归结到资本主义道德价值观，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