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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习近平的反腐狂飙

——割肉自啖并不仅仅是由于愚蠢

本能和智慧往往将人的行为引向完全相悖的方向,但是,当前中国人的本能意识和理性智慧,却在有关中共腐败的问题上达到一致,即中共必将死于腐败,而且回天乏术。尚有争议之处只在于中共政权退出历史的具体方式。其中最悲观的观点是由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的。

孙立平,当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由于曾是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导师,而被称为“帝师”——他则对酒友自嘲说,“我这个‘帝师‘只是替习近平捉刀代笔以换佳酿的好酒之徒而已。”二〇一二年以来,孙立平多次公开表达一个观点:中国社会将会随着权力腐败和道德沦丧,陷于“溃烂”状态——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的社会状态。

或许由于即便是“帝师”,在中共铁幕下也不能拥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孙立平对于“溃烂”状态的具体表述语焉不详。不过,他的观点还是引起我的关注。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经过他几十年思索后确认的观念。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午时分,邓小平血洗北京的罪行还没有完全结束,我曾于悲愤中与孙立平有一番电话交谈。当时我和孙立平都还任教于北京大学。电话中,孙立平万念俱灰之余,讲出他对未来的预见。孙立平当时对中国未来的预见,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这次大规模屠杀之后,共产党的权力将不再受到社会舆论和民意的制约,疯狂奔向腐败;前所未有的空前腐败会引领社会走向不相信道德,只相信物欲的深渊;共产党用人民的血洗去了进行政治改革的良知,人民则会由于物欲崇拜和不相信道德,丧失政治革命的勇气和热情。综上各种情况,中国未来命运不会有改革引发的生机勃勃的跌宕起伏,也不可能有政治革命引起的大动荡中的社会重建,而只会在权力腐败的冲天恶臭中逐渐“溃烂”。

记得当时我曾问,他所谓的“溃烂”具体应该如何理解。孙立平回答道:“我也没有完全思考清楚。你就这么想吧,人类还没有发明抗生素之前,一个得了梅毒大疮的晚期病人,全身溃烂,腐肉烂得一块块掉下来,最后烂死——这就是中国未来的社会状态。”

思想沉淀二十余年之后,孙立平现在重提“中国溃烂论”,想必更有新的心得。习近平拙而不苯,愚而不傻。不知他是否同意其导师孙立平的“溃烂论”,不过,中共权力腐败的集中体现,即政治黑手党化对中共极权专制生存的致命威胁,习近平想必感觉有切肤之痛,剔骨之苦。

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共形成公开的官场权斗规则——“贪腐”成为顺手拈来的风流罪名,必将其加诸于官场权斗中的失败者。反腐肃贪本是净化权力,涤污除秽的清泉,中共却能将其变成官场权斗的遮羞布,也真可谓神来之笔。对此,万能的上帝恐怕也只能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与江泽民不同,习近平作为太子党、“红二代”,是把反对权力腐败作为一项维护和强化其父辈创建的中共一党独裁政体的事业。但是,习近平的反腐败也不可能摆脱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性质。

权贵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太子党作为中共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继承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自然也继承了腐败的特权。现在,太子党家族是当代中国“上层一万家中”的皇冠层级,是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层设计,是中国拥有最雄厚资本能量的群体。习近平是以太子党的代理人的身份,走上权力之巅;背叛太子党就等于背叛他自己的权力地位,所以,习近平的反腐败之剑绝对不会指向太子党群体,腐败将继续作为太子党的特权而逍遥法外。

太子党成员薄熙来是由于犯了中共的“家规”,擅自动兵,引发外交事件,且老婆的丑闻也被自家马仔王立军捅成国际丑闻,才受到“腐败之罪”的惩处。可以说薄熙来是“咎由自取”;薄熙来“被反腐败”是偶然性,不是必然性;是个别性,不是普遍性。

习近平的反腐败,是太子党、“红二代”为挽救中共强权于垂死之际而展开的一项重大政治事业——只有从这个角度审视,才可能洞察习近平反腐败狂飙的实质内容,进而准确判断其效果和前景。

习近平挥动反腐狂飙究竟意欲何为?

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御用文人、官办学者,以及海外靠中共施舍为生的华裔或者外裔“中国问题专家”,又一次以“一犬吠影,群犬吠声”之势,唾液如狂风骤雨,鼓噪而起,对习近平反腐行动千般赞叹,百种颂扬,溢美之辞直可淹没落日。但是,众口滔滔,谬种传播;万人喧嚣,只为尽掩天下人耳目。唯有太子党中的两个代表人物的相关言论,道出习近平反腐狂飙的真意。这两个人一是原毛泽东政治秘书、有“左王”之称的胡乔木之女胡木英【注8】;一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孔丹。

二〇一三年十月,在北京,为庆祝中共建国日而举办的太子党聚会上,胡木英透露,日前她与习近平作过一次近一个小时的谈话;谈话中她表达的思想要点如下:

一、江泽民对于腐败极力纵容,甚至怂恿;胡锦涛对腐败闭目塞听,默许放纵。以致今天腐败已经发展到万民怨恨的程度。如果没有力挽狂澜的措施,“亡党、亡国”就不仅仅是一个警告,而会变成现实。

二、“我们的父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经历千难万苦,才创建了红色政权。有人把我们叫作‘太子党’,我坚决反对;有人把我们叫作‘红二代‘,我觉得恰如其分。我们‘红二代’对红色政权的感情才最真挚,最深刻;我们‘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继承人。”

三、“那些被叫作‘官二代’的家伙,多得像蝗虫,拼命啃食我们的‘红色政权‘。就是他们不负政治责任的腐败搞得民怨沸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退一步,就是前苏联命运那样的万丈深渊。甚至比前苏联还惨。‘红二代’必须形成一个共识,即要高举反腐败的大旗,进行清党,对败家子官员要大开杀戒。只有这样才能舒缓民怨,才能避免‘亡党、亡国‘。”

这次“太子党”聚会上,胡木英最后说,习近平听完她的话,耸然动容,表示同意她的意见。

太子党群体中,孔丹被推崇为“智勇双全之士”;称其有“李逵之勇,吴用之智”。在二〇一三年底另一次太子党聚会上,孔丹声称,半年前他就曾当面向习近平提出关于反腐的国策。其国策主要内容如下:

一、必须明确,这次反腐运动的打击对像是“官二代”,而不是“红二代”。孔丹指出:“正如陈云【注9】同志所言,‘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后代手中比较放心。’其实,陈云同志还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后代也要注意控制社会财富的命脉。‘现在,有些‘红二代’也运用权力关系获得了财富,不过,这批财富掌握在‘红二代’手里,是稳固政权的力量。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二、“红二代”在官员中的比例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所以,只要通过铁腕清党,铁腕肃贪,对占官员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官二代”分批进行普遍整肃,就足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在绝大部分社会领域中缓解权力和民意尖锐对立的矛盾。

三、这次反腐运动的最理想的目标,就是重建“文化大革命”前的权力地位原则,即“建党建国的元勋功臣,也就是我们”红二代“的父辈,才享受国家给予的特殊待遇,其他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的待遇,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的差距不能太大。当然,现在享受国家特殊待遇的官员已经不可能是开国元勋功臣,而只能是达到一定级别的领导人。”

习近平与胡木英、孔丹同属经典的太子党、“红二代”,可谓蛇鼠一窝,相互之间同病相怜,同气相求,因此也必定同仇敌忾。根据上述胡木英、孔丹的谈话,基本可以洞悉习近平的真实意图。讨论至此,我已经可以把习近平反腐败狂飙的实质内容揭示如下:

一、习近平反腐狂飙是中共太子党政治意志的表现。基于对中共极权可能步前苏联共产帝国覆亡后尘的深刻危机感,太子党决策通过分批次、大范围清党肃贪,缓解极权政治与社会的对立,缓解民意对官权的普遍仇恨,为中共解决政治危机赢得喘息期。

二、习近平的反腐狂飙是中共太子党,即“红二代”对“官二代”发动的一场势将极其残酷的政治斗争。正由于这个原因,习近平反腐的锋芒直指占中共官员绝大多数的“官二代”;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太子党成员不会成为肃贪对象。“红二代”将要借“官二代”的滚滚人头,筑起阻挡滔滔民怨的长堤;太子党要用“官二代”的汹涌血泪,浇灭天下对中共极权的悲愤怒火。在权力腐败问题上,太子党要实现“只许‘红二代’放火,不许‘官二代’点灯”的境界。

三、习近平的反腐狂飙试图回归“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种官场秩序。当时,党和行政的地区级以上的官员,军队师级以上的官员,在极权专制的保密铁幕后面,享受鲜为人知的权力贵族生活,而党、军队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奢侈程度堪比帝王,从而形成一个权贵寡头集团;同时,县级以下的官员则被要求与民同苦,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为中共上层寡头集团的骄奢淫逸、特权烛天遮羞。“文化大革命”前这种官场秩序当然是太子党家族的天堂,又极具欺骗性——习近平通过反腐狂飙正是要重建这个太子党家族的特权天堂和“中共官员与民同苦”的谎言,以瞒天过海,欺世盗名。

四、习近平反腐狂飙要用“官二代”为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权力腐败作替罪羊,这是否公平姑且不论,却显示出太子党极端的特权意识。在太子党心目中,“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所有权的继承人,因而才是红色政权的主人,才是红色政权的“董事会”成员。至于“官二代”,不过是“红二代”雇佣的“政治员工”,即便“官二代”爬上权力之巅,如胡锦涛、温家宝之流,也改变不了他们是“红二代”的政治“打工仔”的卑贱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对“官二代”轻蔑至极的特权意识,才使得太子党决策斩杀“官二代”之头,为反腐败祭旗时,毫无道德的负疚,而只有政客的诡诈和凶狠。

五、习近平通过反腐狂飙要达到的个人目的只有一个,即以反腐败的名义杀人立威,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在实现建立个人绝对权威的集权过程中,任何政治障碍,都将成为习近平势必无情斩杀或摧毁的对象,而无论这种障碍的人格承担者是“官二代”,还是太子党如薄熙来之属——对专制权力的苦恋,会使人自私而冷血。

讨论至此,习近平反腐狂飙的内涵应当已经清晰地呈现在阳光下。正是基于这种清晰的理解,我判断习近平反腐狂飙必败。断言其必败的主要理由,大略如下述各个方面。

一、国家权力政治黑手党化,表述中共腐败的核心特征——这种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腐败样式,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宿命结果。所以,在不否定权贵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反腐败,乃是扬汤止沸的权宜之计,抱薪救火的愚蠢之举,而非釜底抽薪的成功之策。然而,太子党根本不可能否定权贵市场经济。

尽管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造成正在血淋淋撕裂社会的两极分化,引发日益逼近临界点的自然生态大崩溃的危机,但是,权贵市场经济中涌现出的钱塘江大潮般的经济能量,既是太子党家族的财富之源,又构成当代中共强权生存的经济基础,同时,还为太子党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野心提供豪华的经济背景。对于中共太子党,权贵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安身立命的经济之本,又岂能一朝否定。

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乃古之明训。习近平既想拥权贵市场经济之利,又欲得反腐败之利,可谓异想天开,缘木求鱼。其反腐之败不问可知。

二、习近平设定的反腐狂飙的理想目标,是回归“文化大革命”前的官场规则,即只允许踞于权力之巅的寡头集团享受帝王贵冑般的特权,而千万普通官员则要如清教徒般过活,以缓解如阴霾般遮天蔽日的民怨民怒。这个目标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春秋大梦更准确。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此乃千古不移之理。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近三十年,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用腐败之权力敛钱聚财,以遂酒池肉林之糜奢,以享处女娇娃之淫欲,以得宝马香车之“拉风”,以逞贱视百姓、睥睨大众之虚荣,以获四海豪华游之赏心悦目。腐败早成官员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欲使千万贪官污吏离开豪华的腐败,去作清教徒,恐怕比教会一群蟑螂齐声吟颂《共产党宣言》还要难。

另外,只要不像薄熙来那样成为习近平走上权力之巅的障碍,此次反腐狂飙不会波及“太子党”成员——不要忘记,这次习近平反腐狂飙的本质,乃是“红二代”对“官二代”发动的一场政治斗争。然而,“只许太子党放火,不许‘官二代’点灯”的反腐败原则,必然引发官心不服,官意激愤。民不聊生,则民变蜂起,社会动荡;官不聊生,定然官心异念丛生,官场震撼不止。

周永康、徐才厚形成的“官二代”帮派,成员覆盖党、政、军、警、经济各个权力领域,而且尽皆手握重权,甚至还同个别太子党如薄熙来、李小鹏等结成联盟。现在,这个帮派已经束手就擒,但是,习近平对其整肃过程中,周永康、徐才厚曾经困兽犹斗,欲作鱼死网破之争。他们不仅用秘密手段,通过网络将权斗对手的太子党家族贪腐的资料公之于国际社会,其中也包括习近平家族的腐败资料,而且积极策划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反客为主,试图一举扭转颓局。最终虽然功败垂成,但其间之惊险万状,可圈可点;只是此刻纸短事长,难以尽述。

在今日中共数千万贪官污吏中,类似周永康、徐才厚这种能量足以动摇国本的政治黑手党式的帮派,尽管不能以“多如牛毛”喻之,却也为数不少,绝非凤毛麟角。习近平握有中枢之权,又接受王岐山、栗战书的“分期清理,分批整肃,各个击破”之策,在这场针对“官二代”的战争中暂时处于主动地位。不过,千万以上的贪官污吏构成的“官二代”所拥有的巨大反抗能量,将始终使习近平处于危险的锋刃上。用周永康被逮捕时说出的一句话形容习近平的处境,极为恰当。周永康说:“习近平作的事,就像让一个同他有杀父之仇的人,用剃刀给他刮脖子上的胡子——他是在找死。现在他胜了,他可以对我抄家灭族。可他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幸运。除非他放弃现在的政策,否则他的下场不会比我更好。”

综上所述,判定习近平反腐狂飙必败的第二方面的理由,就在于他设定了一个在目前时代背景下根本没有实现可能性的已经“凋残的理想”目标。同时,他又使自己处于必须不断依靠幸运才能取胜的危险境地——春花秋月年年都有,幸运却不会总是循环。

三、以“官二代”为主体的中共官僚集团,是中共极权统治的组织保障。当年,江泽民通过权力腐败利益均沾的方式,成功收买了千万贪官污吏对于中共的政治忠诚。现在,习近平要摧毁这种政治忠诚的基础——如果失去权力腐败的利益,官员凭什么要对于早已沦为政治道德破落户的中共太子党权贵的政权忠诚。

习近平的反腐狂飙的一个直接目的,乃是借“官二代”之头以解民怨,缓和直逼眉睫的中共统治危机。然而,除非“官二代”血流成河,不足以熄灭势如燎原野火之民怨;除非“官二代”人头滚滚,难以舒解遮天蔽日之民怒。换言之,除非习近平通过反腐败对千万贪官污吏彻底“清场”,否则他的上述目的只能是竹篮打水,刻舟求剑。

想当年,毛泽东为摧毁忠实于刘少奇的党政官员系统,重建忠诚于自己的官员系统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落得个十年动乱,一事无成,凄风苦雨,孤家寡人的下场。玩弄天下于股掌间的一代枭雄毛泽东尚且如此,遑论资质平庸如习近平者。

习近平基于中共太子党的私利,对“官二代”发动的这一场所谓反腐之战,其实是在自毁中共极权统治的组织基础——习近平割肉自啖,以解眼前饿毙之饥,但是,终将难免肉尽血枯,死于非命。

当然,把习近平的割肉自啖之举仅仅视为愚蠢,也意味着浅薄。不得不用割肉自啖的方式来解中共强权危机的累卵之势,其实是出于覆灭宿命逼近前的无奈。

昨夜偶得一梦:习近平竟长出彭丽媛【注10】的满头长发,孤身立于东方巴士底狱的废墟间;其时悲风大作,雷电炫目,暴雨骤临;习近平长发狂舞,面目狰狞,右手握刀,割身上腐肉,饕餮而食,左手持铁杯,接身上涌出的污血仰天而饮。片刻之后,腐肉食尽,污血喝干,习近平只剩一副惨白的骷髅,醉舞于蓝幽幽的电光天火间。

悚然而醒,正值夜半。我凭床栏危坐,望窗外皓月当空,一天银辉,万里寂寥。突然之间,怜悯之情沛然而生,继之以不禁悲从衷来——我为习近平割肉自啖之惨状,竟长叹彻夜。

注释:

【注1】叶利钦(1931年2月1日-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在苏联最终解体中起了关键作用。作为俄罗斯在共产主义时期结束后的首位民选总统,他促使俄罗斯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
【注2】温云松:原中共总理温家宝之子,美国西北大学凯洛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卫星通信集团董事长。
【注3】曾庆红:(1939年7月-),中共元老曾山之子。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共十六大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03年至200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注4】陈章良(1961年2月-),现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
【注5】江绵恒(1951年4月-),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研究员,现为上海科技大学校长。
【注6】成克杰(1933年11月13日-2000年9月14日),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0年7月3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注7】王乐泉(1944年12月-),现任中国法学会会长。曾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长达十五年。
【注8】胡木英:中国著名政治家、理论家胡乔木之女,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副主席、国际绿色产业合作组织执行主席,中国国情调查研究院院长、绿色中国建设工程研究院院长。
【注9】陈云(1905年6月13日-1995年4月10日),曾用名廖陈云,江苏青浦人。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
【注10】彭丽媛(1962年11月20日-),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之妻。女高音歌唱家。

选自《台湾生死书》•第七章 中共强权步苏联一朝覆亡之后尘的现实可能性•第三节 习近平的反腐狂飙

第七章•第一节   第七章•第二节   第七章•第三节

(《台湾生死书》袁红冰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二零一四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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