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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极权将迎来巅峰时代

据新华社7月29日消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已被中纪委立案审查。经过一年左右的风传与猜测,“倒周”这一悬念,终于落下。

民间反应可谓热烈。对于久在权力之下,忍气吞声的许多普通国民来说,任何一个当权者或者前当权者的倒台事件,很容易变成一种喜庆。而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士,仿佛更为欢欣鼓舞。有些人将“倒周”事件,视作党内开明路线胜利的标志,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将成为开启法治改革的契机。

但这些人似乎忘记了,2012年,当薄熙来被宣布接受中纪委调查之后,当时的那一幕幕欢庆景象,与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但随后所发生的,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而是对民间打压力度的急剧加大。袁冬、刘萍、许志永、浦志强等诸多维权人士,均是在这一时期之内,遭到刑拘或判决。

权力斗争,确实通常与路线斗争相互交织。例如,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继续“新经济”路线的背景,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人的权斗;中共延安整风的背景,是毛泽东与王明等人的权斗;文革的背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权斗。本次的反腐大潮,也同时反映出,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双重属性。

只不过,目前越来越占上风的一种趋势,恐怕并非很多人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而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尽管经常有人,把49年后的历史,分为文革期与改革期两个阶段,但权力集团作为列宁式政党的这一本质属性,却从未有丝毫改变。

列宁式政党,实行严格的自顶向下的党国架构。这种权力组织,既不能兼容自底向上的民主模式,也无法兼容三权分立的分权模式,同时也不能容忍超越政党权力的广义的宪政模式。这一性质,由列宁式政党的本身逻辑所决定。否则,一旦这个核心模式受到动摇,则列宁式政党,极有可能被引发权力雪崩,以致被瓦解摧毁。前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便是一例。

民主模式下,多个政党在开放环境中和平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改善自身,强化优势。而列宁式政党的党国模式,并不存在这样的公开竞争机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列宁式政党,通过组织运动与内部清洗,来纯化自身组织,强化组织忠诚度与内部凝聚力。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均属于这种组织强化方式。

当下的反腐运动,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反腐运动,不但不会改变权力高度垄断的事实,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中央权力,提高组织凝聚力与忠诚度。而在国内外云谲波诡的政治浪潮之中,所凸显出的另一种国家道路,则越来越清晰可见。

八九之后,中国的统治者,将专政统治,与有限市场成功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新极权形态。而由于无法受到实质的限制,权力得以恣意掠夺财富,导致严重的制度腐化与贫富极化。据统计,自2002年到2011年十年期间,中国的非法外流资金,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而根据北京大学最近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三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中,财富分配极不平衡。实际情况,恐怕要比这些看得见的数字还要严重。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长期实行“韬光养晦”的策略。一方面积极跻身于世界贸易,一方面避免与其它大国发生正面冲突。在过去的数十年期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贸易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目前的贸易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

显然,国内的严重社会问题,极可能为将来的重大危机,埋下潜因;而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促使统治者,改变调整对外战略。当下所观察到的国家道路,一方面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执政者对现状的把握,以及对政权前景的构想。

列宁式政党,不可能改变自身的权力垄断的根本架构,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制度腐化与贫富分化。体制只能进一步取消社会组织,压制社会反抗,封堵由问题到危机的路径机制,并以此达到消解未来社会危机的目的。

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显著增长,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地缘秩序生态圈,以服务于长期的政权战略利益。

对内压制,对外扩张,便是当下的对国内外危机与变化的统合解决方案。而随着周永康的倒掉,这一道路,在国内已经取得近乎全面的胜利。可以料想,在权力大获全胜之后,随之而来的,非但不会是任何自由化法治化改革,反而极可能是对国民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升级,以及对国民文化的再次驯服与塑造。本来就极为有限的社会空间与个体自由,则将会进一步受到挤压与剥夺。

在国际关系方面,以新极权模式为中心的新地缘格局,必然会对美国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以美日为核心的东亚联盟,形成直接的利益挑战。而由此产生的摩擦与冲突,也将更为频繁,更为激化。

可以预期,在这一阶段之内,体制的这种道路模式,于内不会受到实质的挑战,于外也不会形成致命的冲突。中国将迎来新极权的巅峰时代。而同时,也将会是政治改革彻底幻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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