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
近十多年来，大陆掀起一片民国热，学术界、文化界，以至普罗大众，都对长期被中共扭曲、掩埋的民国历史深感兴趣，因而涌现了大批有关民国历史和人物的资讯，但由于编写人员的工作粗疏，或想吹捧维护某些人物等等原因，使很多民国时期的人和事不但没有呈现真相，还会被再度扭曲，读者必须提高警觉。
笔者近阅由大陆右派老人胡显中主编的《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一九四九年以来各界精英死难实录》(香港五七学社出版，二○一二），当中一章题为“陶铸：党内第四号人物也未免灭顶之灾”，提到“一九五六年陶铸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东省长期间，宽容和关怀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例如那位秉性刚直、口无遮拦的中山大学教授容庚（1894—1983），在陶铸个人魅力的感染下，将所藏珍稀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五十年代中期，因美国筹备在印度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批判中共政权，拟请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1895—1990）重点发言。周恩来知道后，嘱咐陶铸找人给钱穆做工作。熟知容庚的陶铸立刻想到钱穆和容庚曾是燕京大学的同事，便请容庚出面。一九五六年秋，容庚去香港和钱穆叙旧。后来，钱穆虽然参加了那次国际学术会议，却没有发言。”
周恩来要陶铸统战钱穆之说
在战后香港成长的读书人，对钱穆这位著名历史学者不会感到陌生。他的反共立场坚定，四九年南下香港后，致力教育事业，创办新亚书院，延续中华文化，晚年终老台湾，至九零年去逝，一直没再踏足大陆。该书有关钱穆的描述，令笔者咄咄称奇。于是上网搜索相关资料，发现广州市政协委员会所办的广州文史网站，一篇由张维持(1911—1991)撰写的文章〈著名考古学家容庚〉，有类似的内容。张维持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师、容庚的学生。这篇吹捧容庚的文章，有关钱穆的内容较胡显中那篇多了些细节。
内容如下：“容老与钱穆是在燕大的老同事，老朋友。两人阔别多年，畅谈往事和近况。容老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共产党对知识份子政策，对学术研究的重视。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老了，应对国家民族做些有益工作，我们要努力培养青年一代，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科学，为国家的富强团结统一做出贡献。’钱穆听了他的忠告，后来他虽然参加了那国际学术会议，但没有攻击新中国的言论，此后，他也不写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钱穆通过容老的劝说，从善如流，是很难得的。”
容文革交待钱穆并无赴印开会
张维持这番“赞扬”钱穆的话，对重视风骨情操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污蔑。钱穆的学生、一九五三年毕业于新亚书院的列航飞，以及《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的作者李木妙接受笔者查询时，都表示从未听闻钱穆在一九五六年去过印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而出席国际会议不发言，绝非钱穆的作风。李木妙指出：那时往外国出席国际会议是重大事情，校方必定有记录。更重要的是，钱穆为人处事，不会因为老朋友来游说，便放弃原则立场。如果他是这样的人，就不可能长期以来得到那么多人敬重。一九五六年之前或之后，钱穆都一直批判中共，这可从他的著作中找到证据，所以张维持那篇文章有关钱穆的描述，难以令人信服。
笔者其后从广州花城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容庚传》，找到进一步资料。当中题为：“奉派赴港统战钱穆”的章节中指出：根据中山大学的容庚档案，他当年是在十二月廿二至三十一日于香港活动。容庚在文革时写了一份交代材料，提及香港之行，说是黄焕秋（曾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派他去的。他到了钱的住所后有以下一段记述：“闻说你（指钱穆）将到某国开会，希望你开会时不要对祖国加以诋毁。他说，国内报纸曾批评我。我说，你先批评国内的事，不是事实，然后国内才批评你。你在学校教书，原不以写批评政治的文章而有所增重，何必多写增加恶感以自绝于国人。他说，以后不再写就是。出国开会并不是事实。我见目的已达，谈话转到别方面去。”
这份文件，可说是至今有关容庚统战钱穆的最原始文字记录，由此得知，钱穆“出国开会并不是事实”，可是在胡显中和张维持的版本却变成“去了开会却不发言”。此外，这文件是容庚在文革时被迫交代而写，内容必然是对自己有利，所以他说钱穆回应“以后不再写就是”，是否属实？便存有很大的疑问。而事实上，钱穆并没有停止发表批判中共的文章。例如一九五七年初，钱穆应台湾国防研究院的民族与文化课程撰写一系列讲词，谈到救国保种与文化复兴，便清楚指出，中共存心破坏中国社会，正在运用一切私智暴力来向中国社会作彻底的破坏。
钱穆一直批判中共
李木妙还指出，一九五六年，仍是美、苏两大阵营紧张对垒的时期，那年十月廿三日发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匈牙利民众因不满苏共的极权控制而奋起抗争，连番游行示威后，至十一月初遭苏联出兵镇压，导致匈国近二十万难民逃亡西方，举世哗然。那时自由世界的学者和舆论都对共产极权统治下的民众深表同情，并强烈批评共产阵营的迫害，因此以当时的局势和钱穆的行事作风来判断，钱穆绝不可能会说“以后不再写就是”。更大可能是容庚砌词邀功，以示统战有成，避免自己在文革中受到进一步冲击。
不单钱穆，在文革期间以死相抗的著名哲学家熊十力（1885—1968）也有类似遭遇。二○○九年五月，熊十力的女儿熊幼光发表声明，指责南京《扬子晚报》在当年十月五日发表由杨海亮撰写的〈一代狂哲熊十力〉，毫无根据地编造了熊十力的“狂”，说他曾在蒋介石的生日宴闹场，狂饮饱食之后，写诗丑化蒋介石，还说这就是狂出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
熊幼光指出，据她所知，熊十力一生未曾见过蒋介石，而有关熊十力的研究，也从未发现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记述，那何来熊十力参加蒋介石生日宴会？还绘声绘色地形容现场情况？
熊幼光呼吁，跟伪劣假冒的产品相似，媒体和一些文人的不负责任和有意为之，使假冒新闻和“编造史实”竞相产生。在文化浮燥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媒体应当奋力制止编造事实，改造哗众取宠的文风。而笔者认为，身为读者，亦应提高警觉，小心求证，切勿轻信一方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