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美国的医生、医学院、医院和制药公司在过去几十年里开发了心脏、肾脏、肝脏、肺和眼角膜等器官移植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已传播到世界各地，但也可能遭到滥用。因此，为了确保器官捐献遵循严格的程序和道德准则，国际社会已制定了严厉的协议，并编入了2008年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经器官来源者本人同意。另一个基本原则是死囚不得作为器官供体。扩展这些原则，如果移植研究中的器官来自被处决的犯人，医学期刊将不得发表这些研究论文。
我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举办有关中国摘取囚犯器官做法的听证会，不幸的是，这种备受争议的做法并没有消失。上周，我联席主持了一个听证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参加了听证：在中国，即使极少人自愿捐献器官，但是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数量仍仅次于美国。中国拥有600个移植中心，已成为“移植旅游的一个目的地”。每一起心脏移植或肝脏移植能够提供超过10万美元的收入。
我们能够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中国医生和医院在从事的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大规模摘取人体器官的状况呢？“令人不安”、“毛骨悚然”、“令人震惊”这样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
至此，我在上面提到的是普通的移植。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军医们可能在从囚犯和劳教所犯人——尤其是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在2005年承认，几乎所有的器官来自死刑犯，但在中国，被处决的人数是“国家机密”，并且没有确凿的统计数字，没有公开的器官等待名单，在授予“同意（捐献）”中没有透明度。根据中国的医生和卫生官员在国际会议上很少的几次谈到中国的移植系统，他们给出的数字说不通。外界估计表明，中国的移植数量明显超出了被处决的犯人人数。那么，这些额外的器官从哪里来？
听证会上的一名证人是Ethan Gutmann。他采访过目前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医疗人员。他在采访中听说，由军医组成的不同小组在死刑执行后立即在医疗车里摘取器官。他了解到，这些受害者来自中国的监狱和劳教所。当然，这些犯人无法逃脱并作证。事后的迅速火化销毁了物证。
一些被从劳教所释放的法轮功修炼者报告说，劳教所的医生对他们进行过频繁的体检，尤其关注他们的血型及肾脏、肝脏、肺、心脏和眼睛的健康状况，这些是“零售器官”。
许多法轮功人士被不公正地拘押、虐待，遭受身心折磨，仅仅是因为他们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在被拘押时，他们因担心当局报复自己的亲属和其他修炼者而拒绝透露姓名。这种“无名氏”的状况令他们更容易被因器官而取走性命。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词来自中国的一些医生。他们告诉Gutmann先生说，在摘取一些器官时，受害者仍是活的。
是的，这些恐怖报告在乞求证据。但这种可能性将我们推入了一个可怕的境地，它超越了我们语言可以描述的范围。其中渗出的恐怖，用“野蛮”来形容太过温和。
我们都希望这些零碎的报告和旁证加起来不足以证明这种“野蛮”。可悲的是，中国其它的政策纪录不能给人们信心。在中国，一位母亲因抗议当局判处绑架并把她11岁的女儿卖为性奴的罪犯量刑过轻，自己反被判处劳教。在中国，很多妇女甚至在怀孕晚期被强制堕胎，这是中国的常规政策做法。还有其他人被强制绝育。在中国，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于这些证据，我们希望能有其它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停息，直到知道更多的真相。
受政府和党控制的中国媒体称中国人民了解他们得益于光荣的共产党的领导。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民在心中向往着自由和信仰。长期以来，他们渴望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希望能够用眼睛看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当中国已成为一个“移植旅游目的地”时，当年迈的党的干部接受来自监狱和劳教所里的器官时，当一些器官是取自信仰犯和持不同政见者时，当共产党谈到心灵时，我们知道它的话里没有爱、没有奉献、没有忠诚。它在想的是钱。
（本文译自美国国会议员Christopher H. Smith于2012年9月18日发表在《华盛顿时报》上的文章，题为“中国的非法摘取器官”。）
原文链接： SMITH: China’s illegal organ harves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