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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想当盛世才第二

1930年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西安事变的诱因,是中共的“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但若对张学良的行事规律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连杀父之深仇,尚且未能触动张学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况区区几句口号。“九一八”,特别是“一二八”上海抗战,那样高涨的全民救亡运动中,全国报纸,多少慷慨激昂的抗日爱国文章、口号、歌曲,何曾感动过张学良。因而,已喊了多时的抗日口号,已唱了多时的救亡歌曲,绝对动摇不了张学良不抗日的意志。况且张学良真的要抗日,随时都可像他自己在西安事变前一天,口上所说的那样,潜回东北打游击,何须发动西安事变。更何况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私下劝告中共:“(你们如此在西北地方频频挑动内战,)不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响。而且,(受你们侵犯的西北地方政府,一定会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必然给蒋介石以增兵陕北进攻红军的借口。”这清楚表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西北地方广大军民,完全知道,是中共在西北挑动内战。内战祸首的反内战口号,更不可能诱使张学良突然“爱国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诱使张发动西安事变呢?笔者对公认的、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杜重远所能影响人的“德性”,以及杜重远的志向、兴趣、爱好、奋斗目标,以及为之奋斗、献身的场所,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我惊人地发现,这位公认的“西北大联合”设计师,当年设计“西北大联合”“鸿图”的“灵感”,并不是来自爱国抗日,而是来自盛世才的雄图伟业。本来就“天下英雄之见略同”,更何况“杜重远是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张学良即于他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谋联苏叛离中央,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后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再加上认真的分析、对比盛世才与张学良联苏所用的手段,发现他们如出一辙。特别是认真考察他们如此不择手段,争取苏联援助的目的和动机,发现他们也完全相同,即用来对付中央,而不是抗日。他们的密电:“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请注意:该密电中,二次提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们在幕后的真实活动是“脱离南京政府”,搞军阀割据。他们期待的苏援,也是为了应付“脱离南京政府”后的生存问题,并不是用于抗日。且他们期待的苏联三百万元援助,也仅仅够在偏僻的西北“另立局面”,根本就不能用于对日作战。彻底否定了抗日能诱使张学良犯难的说法。

因而,西安事变的诱因,绝对不可能是事实早已证实,根本就不可能触动张学良的(在历次救亡运动中已喊了多时的)抗日口号,和(在历次救亡运动中已唱了多时的)救亡歌曲,以及内战祸首的反内战口号。而是盛的崛起,撩拨了张的野心,使张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张为了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的支援,以能像盛那样,成为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而萌生与“大老板(指蒋公)”打一架,乃至劫蒋念头。再加上毛泽东这位对张学良的心理有透彻研究的革命大师,以其特有的“革命”的触觉,为张学良量身定做了一整套“统战方案”。毛泽东甚至引诱张学良以外蒙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毛泽东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你张学良像外蒙古那样,把中国辽阔的大西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那样附庸于苏联,就可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

西安事变的密信

笔者还尝试更深层的利用我们早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如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的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们绝密信件中,找不到他们真的要去抗日的蛛丝马迹,完全证实张学良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的结论。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清楚地告诉世人:张学良所关心、所焦虑的是东北军广大官兵,自从吃中央的粮,拿中央的饷后,军队国家化的趋势。军队是军阀的命根子,此一趋势,使张惶惶不可终日,视为“已超过第三期以上”,使他“受不了”的重“病”。笔者认真的探究此“病”的来历,以及张学良准备用什么方法,来治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的重“病”。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他口上所喊的抗日,而是为了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重“病”。即:只有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才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广大东北军的影响。从而治愈他的心病——根除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彻底改写了西安事变史。

根本就不存在的爱国抗日

张学良从一九三四年归国之初,就积极与胡汉民等联络,密谋“军事倒蒋”,以能“另立局面”。驱动张学良劫蒋的动力,是张学良梦寐以求的“另立局面”;并不是张学良身上根本就不存在的爱国抗日。张学良在他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的蛊惑下,以为“蒋介石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共产国际眼中的沙皇,代共产国际除掉“中国的沙皇”,斯大林心目中“最可憎的人”。一定会被视为“中国的十月革命”,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并“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苏联红军将会像驻新疆的著名“红八团”,帮助盛世才击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击败蒋。各地方势力将会纷纷来附,“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张学良自认必胜,毛泽东的迷魂汤“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使张学良自以为他缔造了一个“大且伟”的“崭新时代”。他将是这个“崭新时代”的开国元勋,从而取蒋代之,达到“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在如此雄伟的目标激发下,使张学良叛离中央,“另立局面”信心倍增,“到了狂热的程度”。“他(指张学良)已经疯狂了,那时他的爱国热情,(应读为在西北建立张氏王国的热情)一直在沸腾着。”只有权力梦,才能使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

《劫蒋者之梦:新披露的西安事变内幕》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名人的言论为依据。如叶剑英说:“张学良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因而张学良就是狂热的爱国者。某教授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没有考虑个人私利,因而张学良就是“世界级的民族英雄”。严谨的逻辑推理,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该结论合情合理的解释了西安事变研究中,一系列无法解释的问题。且与胡适先生当年的研究衔接。

西安事变连苏联都认为是“军事阴谋”。中共在苏联的严厉指责下,在西安事变后期也不得不如此说。军事(与政治)阴谋是非常骯脏的。揭露那骇人听闻的内幕,还军事(与政治)阴谋的原貌,令人心寒!

《明镜月刊》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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