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乡村治理的经验，而没有城市治理的经验。这当然是偏见。比如我们要说的宋朝，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比重达到20%以上（而1957年的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不可能不建立起一套治理城市的系统，来处理城市的治安、环卫、消防、公众福利等事务。
宋代的城市，原来井然有序的坊市制已被打破，发达的商业、庞大的人口规模、宽松的管制在创造了社会繁华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藏污纳垢的空间，如那些热闹的瓦舍勾栏，既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又如“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社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复杂、立体化。以现代社会治理经验来说，这需要警察。而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宋代已经有了专业的警察。
其实至迟在十世纪，中国已对政府的一般行政职能与警察职能作了区分，《旧五代史•周书》记载：“婚田争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盗、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今后各守职分。”宋人说，“警察有巡尉之官。”这个“巡尉之官”便是中国最早的警察。宋代每县设巡尉一员，相当于警长，“掌阅习弓手（警员），戢奸禁暴”。在城市一级，则设立“厢”，“治烟火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做“巡警”，类似于派出所。
汴梁城的街道每隔三百余步，便设置一所巡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临安城的街道，则每隔二百余步设一所巡铺，《梦粱录》的“防隅巡警”条说，“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显然，铺兵这里的职责，跟现代警察并无什么不同。
“军巡铺”还负有火灾报警的责任，铺兵每日在望火楼瞭望，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即由“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汲水扑灭，不劳百姓”。而那些负责扑灭大火的士兵，则是“潜火队”的“潜火兵”。为了防火、灭火，宋朝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消防机构——“潜火队”，“潜火兵”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消防官兵。
宋仁宗朝时，枢密院副使狄青家举行“夜醮”（祭拜鬼神），大举烛火。望火楼的瞭望员见狄府“骤有火光”，以为发生火灾，不敢怠慢，立即“驰白厢主，又报开封知府”，很快一大队潜火兵赶到狄府，才知道原来是一场误会。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汴梁消防系统的反应之快。
北宋的这套消防体系，也为南宋继承下来。《梦粱录》说，“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陕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处，以其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以灯。”火灾警报一响起，“潜火兵”就必须“听号令救扑，并力扑灭，支给犒赏；若不竭力，定依军法治罪”。京城之外，地方州县城也设有“潜火队”。
宋朝的“潜火队”配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防装备，“如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给支官钱措置，一一俱备”。我再介绍几种比较“现代化”的设备：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丈余，中施转轴”，可以用于高层建筑的救火；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取水”，这大概是最早的消防泵；水囊，“水袋以牛马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放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
宋朝的消防作业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火灾发生后，“潜火队”赶往现场救火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路遇高官，可不必避路让道，“诸应避路者，遇有急切事，谓救火之类，不容久待者，许横绝弛过”。在古代，路上相遇，有民让官、贱让贵先行之礼，但“潜火队”可不受这一礼法约束。
“潜火兵”救灾，不允许半点违慢，“如有违误，定行军法治之”；如果“潜火兵”在救火过程中受伤，则由政府负责治疗并给予奖赏，“若救火军卒重伤者，所司差官相视伤处，支给犒赏，差医诊治”；“潜火兵”享有比较丰厚的薪水，所有的消防器材也由官府购置、保养，“仍以官钱量置救火器具，官为收掌，有损阙，即时增补”。
至少在当时而言，宋朝政府设立的这一套城市巡警制度与消防制度，是非常先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