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当你在考虑是不是要读博的时候，你已经不适合读博了。
博士，原本是智慧与能力的代名词，现在却成了“社会底层中学历较高的人”，随着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在短时间内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面对博士这一头衔，虽然外界有推崇敬畏者，但也不乏鄙夷讥讽者，有人曾笑言，“博士生”已经开始向“博士工”转化，成为与“农民工”、“技工”并列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三大工种。2014年，博士，究竟去哪儿，这个课题可能是所有博士生做过的所有课题中最棘手最令人不安的一个。
第一部分尊严与困境：四种压力
一、经济压力
目前，我国博士教育的经费主要包括生活补助、科研经费、奖学金、培训拨款、研究拨款、出国访问、教育基金等部分，但数量上严重不足，博士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穷博士。“没钱，自己抬不起头来，”29岁的王涛平静地说，“根本不奢望能在博士期间找对象，如果我19岁，我可以带女孩吃路边摊，买廉价的塑料花哄她开心，可是我已经29岁了，不光女孩不吃这一套，就是自己也没脸再这么做。”国外有的明确规定导师课题经费中1/3要用来培养学生，而我国在政策层面完全把博导的教学和科研分开了。导师要支付学生各种费用，只能去拉很多简单的直接服务社会的课题，多由博士生完成。博士生水平因而难以提高。
“维持人际交往很吃力”，25岁的刘军如是说，“每天只能喝喝楼下免费的热水，一日三餐去食堂吃个简餐，买书的钱可能都要从自己牙缝里省，哪天买书了，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出来吃饭，买个大饼鸡蛋凑合一顿就得了。和同学一起出去聚餐尽量不主动买单”。某211院校一名文学系博士在接受采访时称，“每个月只有1300元的补助，基本没有多余的娱乐活动。”因此，除了给老板做课题以外，他还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兼职”。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导师的横向项目比较多的时候，“导师会象征性地发点钱，”某985院校电机系的一名博士说，“有时候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经济压力不可避免导致博士生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谋求生存上，从而影响其个人长远发展规划。而且，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本科同学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的时候，心里的不平衡感也自然产生，这是人之常情，“都是学生，既然选择了学术，还想什么钱！”然而却让当事者备受煎熬。尤其是全脱产女博士，更是“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
在“越读越穷、越穷越读”的怪圈背后，是博士生们在尴尬质疑中坚守的“风骨”，“钱算什么，现代人的肤浅功利造就了探明匆忙无趣的生活，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人生的真谛，”一位北方985高校的博士生说道，“他们活的愚昧浅薄，跟他们交流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样多少有些尴尬无力的“划线声明”多多少少是每一个选择读博的学生内心所秉持的，灵魂的高贵也是他们悬浮“优越感”的来源，然而性格决定社交，能力决定财富，学识决定知识储备，境界决定人生格局，这四者并没有谁高谁低，也没有矛盾的地方，只是人生活的不同层面，单单拿“学问”来压“财富”，不仅不在一个层面，而且显得有气急败坏的隐含情绪在里面。
二、科研压力
发论文几乎是整个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压力，而在导师缺乏学术指导，各实验室科研条件又参差不齐的境况下，何时能出成果，没人心里有底。曾有一个月，985高校生物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张峰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到12点才回寝室，直到凌晨两三点都睡不着，极度焦虑。“已经是博士第五年了，论文一直被导师拖着，现在底下的学弟学妹都以为我是团队中老师级的人物，然而我却连毕业的基本要求都没达到。”
由于文科博士的论文一般要求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因此难度小了很多，但却掺了许多杂质。就读于华北地区一所大学的文科博士生许嘉即将完成学校规定的3篇论文，但却要支付一万多元“版面费”。“论文不是你想中，想中就能中”，思政专业的李强说，“像我们这些无所谓质量高低的文章，只有版式漂亮与否，论文深度真不是甄别的标准，提‘中国梦’了就满本的‘中国梦’，提‘美丽中国’就满篇的‘美丽中国’，有深度的东西编辑不需要，只是指望着一味迎合潮流”。
交钱发论文已成公开的秘密。博士生对发论文的需求旺盛，而杂志社也自负盈亏，急需寻求经济来源，于是便孕育出了搭桥牵线的特殊中介——“校园代理”。有不少博士生在课余从事此行当，以此赚取生活费。一般而言，国家级核心期刊的一篇论文版面费为三四千元，而代理能从中赚取约10%。为了凑成生意，代理需要在校园张贴广告，一旦广为人知，客源便不是问题。而代理所能联系的期刊也五花八门，“只要有钱，再难的事都好办。”一位曾经从事代理的学生说。“这里面也有一些不公正的因素”，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博三学生透露，“一般致力于学术的并不擅长发文章，而真正擅长发文章的有很多对学术实际上并不感兴趣。”
三、就业压力
“就我的这个专业来说，主要的就业方向就是进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但现在很多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愿意要‘海归’博士，像我们这样的土博士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邓飞表示，与本科生、硕士生相比，博士生的就业渠道要更窄一些。“目前，社会科学类博士生最主要的毕业去向是高校、党校与社科院，”魏成说，“虽然一些企业对博士也有需求，但博士进企业没什么优势，很多时候待遇还不如一名工作了几年的本科生。”赵航在博一就选择了去政府机关挂职，为以后的工作打好铺垫，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尽管已经动用了种种关系，但是当他来机关上班的第一天，他的领导就当着他的面对其他人说：“怎么叫个博士来，现在这年头，博士只会产文字垃圾和数据垃圾，博士不如硕士，硕士不如本科。”
日前发布的《中国博士质量报告》指出，我国博士就业渠道较窄，高校及科研机构成为博士毕业后的主要去处。据统计，有43.9%的博士生选择进入高等院校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加上科研院所10.8%和“博士后”2.9%接近60%的博士生在毕业后继续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近年，拥有高学历的博士毕业生越来越多地进入各级政府和国家机关，超过5.2%的博士毕业生参与到社会管理和建设的各个方面。此外，出国继续深造人数也占到了相当的比例，达到了毕业生总人数的2.9%。
博士生就业压力既来自于雇主群体对博士群体的偏见，也来自于博士群体内部的对外界的排斥。在雇主群体看来，博士生是呆板、木讷、羸弱、傲娇的代名词，选择他们一是会受到更多的质疑，二是会产出更低的效益；而在博士群体自我看来，如果博士毕业后从事纯维持性的劳动工作，如进入企业、进入基层公务员队伍等是对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知识储备的一种羞辱。近年来，在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下，大多数博士生都选择了越来越低微的职位，“现在高校的职位都已经快饱和了，一本、二本甚至三本院校的教职都被985高校的内地博士占据”王跃说，“现在只要能有个工作就好，有个街道的差事就不错了，好多同学甚至都选择去中学当了老师。”
四、社交压力
“整天除了做饭就是睡懒觉！”李璐本硕博连读后，已经很难找到学术研究的动力了。“读了3年的博士，做了3年的饭，没去过食堂，还乐此不彼”，这是何军身边一些女博士生的真实写照。李璐介绍，女博士生更生活化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被称为“第三性”的未婚女博士生都是孤独苦闷的。她们本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而现实却让她们感到无奈无助。男博士生们则大多以看电影、电视剧来消磨时间。张弛说，有时候两三个同学一起通宵看电视剧，“只是跟本科生相比，很少有玩游戏的而已”。张弛说，博士生群体是大学里最苦闷的一族。人文社会学科的博士生大多没有导师安排的课题做，平时又很难得到导师的指导，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很闲。
对于年龄普遍超过25岁的博士生而言，最大的赌博莫过于今日的付出与明日的收获是否成正比，“博士”也往往成了“搏仕”。由于所在的大学并不在211之列，很多博士补助标准仍停留在上世纪水准。于今日的消费水平而言，杯水车薪。由于近年来新增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大多集中在非211省属地方高校，因此，“收入不及低保户”的博士也越来越多。“同学聚会时，最囊中羞涩的必定是还在读博的，久而久之，我开始逃避这种聚会。”有博士在论坛上说，社交压力由此产生。
无论是校园内还是校园外，博士生群体都是最沉默寡言的群体，一方面，囿于年龄和自傲，博士生内心深处不屑于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低学历群体交流，另一方面，囿于经济压力与就业压力，过分的自尊又让博士生在内心深处羞于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再一方面，囿于科研压力，尚存理想主义与治学主义的博士生群体也没有过多的时间与平台满足社交的需求。久而久之，书面化的口语交流方式、执拗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严肃的面部表情、僵硬的接话途径使得博士生越来越难融入社会，融入生活。
第二部分应然与实然：四个问题
一、生源质量
目前，高校内的应届毕业生中广为流传与认同的去向观念是：有背景的都进了机关，做生意的都去了国外，能力强的都进了企业，只有样样没有的才选择了读博。内地高校博士生群体大致由以下几类人组成，第一类是“苦行僧”，由原本教育水平不高的学校甚至是专升本途径一路升上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本科学校的“出身”往往不够理想，他们大多勤奋刻苦，初期的恶劣教育环境让他们重视并珍惜教育的重要性，来自家庭的经济窘境也让他们中的部分远离与其他学生开展正常的社交活动与交流，因此他们便长时间与书为伍以避开生活其他进程，久而久之，他们的交流能力也越来越弱，不得不一步步被推着走上学历顶层。这一类博士生的显著特点是长时间的压抑给他们的心中深埋下了“逆袭”之志，期望著有一天能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然而现实情况下的他们，可能是受限于种种因素，学术嗅觉、思维创新、文字处理、口头表达等各方面的能力实际上都差强人意，导致他们虽然是最期望读博的人群，却不是最适合读博的人群。
第二类是“基地组织”，他们是全脱产博士，在攻读博士前往往就业于较为基层的单位或者较为偏远的高校，他们大多三十好几，拖妻带子，生活的平庸与他们心中的志向相去甚远，读博是唯一一次他们人生中得以升级自己的指标以些许改善自己生活近况的机会，他们大多是年长版的“苦行僧”，是活跃在网络上的“质疑群体”，现在仍会关注非学院派科普作家的新作，熟悉并对其中一些公知的观点信手拈来，残存着学术之梦，然而生活的琐碎已经让他们消磨了年轻时候的锐气，现实主义开始在他们身上交错呈现，他们更多的只是要拿到文凭，其他攻坚克难、指点江山的豪气已经消褪殆尽。
第三类是“在职党”，他们年纪在三十到四十五之间，选择读博的目的不一，有一些是久居不上，年龄关又眼看逼近，想再为最后“加担”添柴加火的，有一些是在企业干了若干年份小有起色后，压抑不住心中上下翻腾的矫情想重新“感念校园生活”的，也有一些是在机关事业单位由于专业原因一直备受排挤的，实在别无可图，安慰自己争取下在职名额，读个博士安慰自己失意人生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即使在职期间确实对学术表现出认真向学的态度，繁忙的工作也让自顾不暇的他们不会分太多的心专注于学术，对他们来说，博士学位或是跳板，或是调剂，或是迷药，但读博绝对只是形式，他们不期望也没条件在学术上做出太多的创新与突破。
第四类是“乐活族”，他们往往是各种明显或隐蔽的“二代”，他们出手阔绰、纵情声色，他们读博的目的或是家中高官父母的严厉命令，便以更高的“资本”进入政府机关，或是家中富商父母的殷切希望，便于更高的“姿态”接手家族企业，他们不用担心博士之后的就业，又往往不愿意留在科研院所“青灯古佛”，所以没有了经济压力、科研压力和就业压力，生活异常潇洒，心态也异常放松，他们是中国博士群体的异类，然而不变的是，由于他们过于良好的条件做后盾，科研上的追求对他们构不成半点压力，三年成果的质量也可想而知。
第五类是“孤独患者”，他们大多在本科即就读于教育水平较高的高校，而且大多在全校水平上都崭露头角过，本来有能力也有机会在本科毕业或者硕士毕业时觅得一个常人眼中不错的差事，然而由于对自我的期望过高，外语上稍显欠缺的他们在选择和迷茫中半推半就地进入了博士生涯，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完美主义者，过分追求完美的内心导致了他们与原本相差无几的同伴们在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形单影只，心中存有登顶学术塔尖的理想，但却羡慕现在同伴们的生活，往往对一生从事学术工作感到不能接受，他们或许能在博士阶段做出一些不错的成果，然而却很难持久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二、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针对博士生的管理采用的是松散的导师带学生的管理模式，基本是学生一年时间上课，两年时间跟随导师做论文。由于课题项目不多，大部分的博士生都是在上课一年之后，就纷纷投入到找工作的大军当中，到各个公司去实习，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更有甚者，刚考上博士就已经在外边的公司就职，只是期末参加考试就万事大吉。这种管理方式直接导致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不足。
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使得当下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很多导师忙于工作，不得不依托“分级管理”的模式，即导师管副教授，副教授管讲师，讲师指导博士生，博士生带研究生，研究生陪本科生一起玩的现象，导致很多本科生在毕业论文写作的阶段甚至没见过一次导师，很多研究生见到导师的机会也少之又少，更何况对自己研究方向的指导与帮助。有人开玩笑说，博士阶段就是自学与待就业阶段，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不必像理工学科那样整天泡在实验室、整天做实验，他们的工作更是完全靠自己的意志力来决定的，早晨几点起床、学习几个小时、学习的中途休息多长时间等，完全由自己控制和把握，这就养成了随意性。如果从事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对口，那还可以将工作看成是对学术的补充，大部分博士生的工作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赚点小钱而已。这样不仅浪费宝贵的读书时间，而且会使得博士生的读书心态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就会脱离理论研究，转而投向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博士生比较优势的领域。这不仅使个人的发展受到了时间的限制，而且也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
三、供求状况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国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据统计，硕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幅。从1996年到2006年，11年间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总体规模上发展迅速，全国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从5578人增加到35628人，为原来的6.39倍，年均增长率为20.4%。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指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2008年培养博士人数将继续上升，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8年4月，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经过刻苦学习通过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的莘莘学子，在经历了两年或者三年的继续深造之后，仍然要面对曾经暂时逃避的就业苦恼，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新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尖锐，博士生更是降价销售，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四、考核体系
目前中国博士生考核体系上尚存诸多不完善之处，总体上呈现“严进宽出”的特点，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强制发表论文制度，除学位论文外，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数篇论文。将论文数量作为惟一的考核指标，从选题开始，博士们就要“押宝”：什么研究方向容易发论文。理工科博士在毕业前需要在国际期刊发表SCI论文，但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想要发SCI并不容易。张峰说，无奈之下，一些学生只能改变研究方向，往容易发论文方向靠，最后导致毕业论文成了“四不像”。为了发论文而篡改实验数据的现象则更普遍，“虽然实验要求重复性，但很少有人真的会去重复核实，往往会将结果改得漂亮些。”张峰说。
单一依靠论文数量的考核模式还会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忽略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与产业应用能力，加之现在的期刊投稿中黑幕较多，很多真正有思想的文章很难从人情体系中脱颖而出，最后的论文答辩阶段也是人情模式，导师往往会邀请与自己相熟的教授来参与论文评审，使得对真正科研成果的评定大大减弱，外审专家们往往因为赶时间，在答辩模式上采取候选人单独陈述十五分钟，答辩评审做出建议，候选人总结回应的模式，真正候选人与评审之间的专业前沿问题互动很少，评审从对“人”的评判迁移到对“论文”的评判中。
第三部分细胞与社会：其实我们都一样
如果你认为以上两部分就是我要表达的全部内容，那就大错特错了，如何来看待博士群体与中国的博士现象？有一句话说的中肯：“你说他好，你就有多好，你说他坏，你就有多坏。”博士阶段仅仅是人生骆驼阶段的一个延伸，就像地铁之于轻轨，同样都在飞驰，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博士群体作为大学生阶层中的一个次阶层，在本质上与大学生阶层中的其他次阶层，包括与中国社会的其他阶层都没有太大分别，甚至因为学历指标上的优势，作为整体的博士次阶层在最后的生活状况和阶层定位上都有一定的优势。每个国家、每个阶层乃至每个群体中，能力与成就都呈现正态分布，就业大军中有已经崭露头角的，也有潦倒失意的，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这样的概率放至任何一个群体中都能成立。前面两部分更多的在分析博士群体应然与实然间的差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不尽人意的地方，然而作为群体本身在社会的定位，读博仍然是卓越且明智的选择。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们甘愿付出人生中的三到五年，为人类科学文明助力，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举动，更何况其中还有一部分真心向学的朋友，单纯地热爱着自己的领域，这更是在为自己赢得意义的同时降低了被“淹没”的几率。
人类的每一个细胞都包含有建设完整人体的全部基因，然而到了一定的时期，它必须要分化成明确方向的细胞，加入某一器官或者组织，在庞大的细胞队伍中默默为其中该器官或组织运转终身，细胞之于人体就如同个人之于社会，我们终其一生也必须选择单一的职业以支持社会这个庞然大物的缓缓运转，所以到哪儿都基本会被淹没，这是概率，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真理，不过是在社会量阶的整体视角下，如果放大到个人量阶，人生意义会重新出现。有一种人，终其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别人失意时幸灾乐祸，别人得意时愤愤不平。无论是光芒遍地、穷困潦倒还是默默无闻，都希望各位不要向这个方向畸变。
时间是一条环形的河流，人生是一座不安的山丘，而世界是一棵倒着生长的树，下面有九百九十九条树枝，上面是同一个根，在这个根上坐着的，就是佛。
2014年，博士去哪儿，2014年，我们去哪儿？
我想，应该去根上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