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似乎干了件中宣部的活，这家中共提拔高级干部的机构，发布通令要求党政干部坚守共产党人的信念和精神家园，防止被西方意识形态鼓噪所裹挟，充当其应声虫。
中组部为什么在敏感期（中共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发布如此通令？因为中组部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我们看到，中纪委巡查出来的贪官，无不是中组部考察过的干部，许多干部都是带病提拔，一些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是为了地方项目，而更多的官员“跑部”（中组部）前进，则是为了一已官位，每一个有机会进入中组部考察范围的干部，都知道自己属于中组部干部局哪一处管辖，如何打通相关处室与局座关系，是相关官员的第一要务。
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任何对中组部的问责吗？没有。一个建筑工程甚至一件司法案件，可以进入终审法律追究程序，但中共最重要的干部遴选工程，却无任何问责追究制，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国家安全部门具有神秘性，最具神性的可能就是组织部门了，除非贪官及其上司都被抓出来审判了（譬如薄熙来提拔了王立军），否则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是谁提拔了谁，或者谁人是以怎样的政绩。
需要大面积处理裸官、需要及时公布官员家庭财产、需要中组部进行开放与改革，并对中组部出现的问题进行问责的时候，中组部却干上了中宣部的活，把腐败的源头，转嫁给西方道德价值。
腐败的源头
最近历史作家二月河说，中国反腐败力度，24史未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读过24史的人都知道，腐败与反腐败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断过，最严厉的惩罚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配置专门的机构将腐败官员的皮剥下来，悬挂城门上示众，但大明王朝还是没遏制住腐败。
好在当时中国没有对外开放，所以，没有宣传或组织部门把当时的腐败的污水泼到“西方”头上，当时的政府也没有奢谈所谓的“政治信仰”。
今天的中组部在污名化西方道德价值观同时，认为中共官员丢失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官员们深知，是党组织给了他们一切，包括给了他们腐败的机会。
官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腐败，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灵丹妙药，只要信仰了，就不会出现腐败吗？理论上无法认证，现实中更是查无实据。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东德以及朝鲜，还有毛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或中共的信仰都极端宣传，但遏制住了腐败吗？
相对清廉？
中组部通令中所说的西方国家，其实腐败或廉洁程度也各不相同，据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丹麦和新西兰并列最清廉的国家，中国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列80位，索马里、朝鲜和阿富汗为全球贪腐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我们看到，全球清廉指数与国家政治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影响国家或社会清廉指数的，是社会普遍的信仰与道德水平，也就是道德律，这里的信仰并不是政治信仰，而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使道德律神圣化，它通过心灵发挥内在制约作用，但对清廉指数影响最为关键的，是制度律或法律，譬如独立的司法调查、自由媒体的报道曝光、在野党或议会的监督、民众的公开抗议、官员公开财产的规定、收受礼物的规定、严明的处罚。而中组部有意或故意忽略的，正是制度律。
西方国家的官员也会贪污，或接受人情礼物，或动用公权资源，或直接用公款消费，但一旦曝光，立即就会使其名声扫地，甚至面临牢狱之灾，不可能留党察看或异地做官，更为严明的是，政府官员贪污一千元钱，与普通百姓偷盗一千元钱，其处罚力度公职人员会更严重（超出一倍或二、三倍），相比之下，中国的相关制度却对贪腐官员“宽容而仁慈”。
瑞典早在1766年就颁布了公职人员必须如实公布家庭财产的法律，任何公民都有权查阅所有公务员的家庭财产明细，美国1978年颁布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立法、司法和行政公职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家庭财产，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材料对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在民主国家里，市长或省长们相对于中国的市长省长权力，非常有限，他们没有大笔一挥动辄就可以投资上千万、数亿的项目的可能，更不可能动用警力去强拆民房，而正是这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了中国各级官员的腐败。
中组部大谈道德律而避谈制度律，因为中组部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巨大的暗箱，如果真的改变了制度，一切都在阳光与法治之下进行，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收获不了特殊利益，但要真正反腐败，就得从中组部遴选干部的方式上开始，譬如中组部可以下派各级组织的书记，但省长市长应该通过公开选举，这样才对公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与制衡作用。不通过制度建设而奢谈反腐败，都是在借着政治正确而做表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