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文革”中两次亲历“偷听敌台”事件

“偷听敌台”是笔者对“文革”印象深刻的记忆之一。因为不仅自己偷听过,还亲历了两次对“偷听敌台”事件的处理,颇值得一叙。

一、因傻儿子惨遭红卫兵批斗的夫妇

我从小生活在东北的一个省会城市。记得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还在小学上4年级,小学校长很快被打倒,听人说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要吃一只鸡”;还有人说一位体育老师当过国民党军骑兵排长。本来历史反革命的标准是连长一级,但骑兵属于“特种兵”,当过排长就够格了,因此也成了打倒监管对象。后来学校停课,老师、学生都不来了,校园里空无一人,谁都可以自由出入。我曾回学校一次,见到教室里的桌椅缺胳膊少腿,大门敞着,没人管。

既然不上学了,整天就在外面闲逛,但也逛不远。因为乘最便宜的有轨电车还需要买张4分钱的车票。家里从来不给零花钱。像我这样口袋里面布贴布的小学生,曾经为了满足一下拥有钱的虚荣心,在学校组织全校学生看电影时,以此为由(这是唯一可向家长要钱的理由)要5分钱买张电影票。到看电影时却偷偷逃离,躲到别处去玩,并为自己终于有了一枚5分硬币心满意足。所以,整天在家居附近的几条街道、胡同看热闹就成了闲逛的唯一选择。

我家附近有一所中学(我母亲就在该校当老师),戴着袖章的中学红卫兵们一开始是在学校闹,我无缘眼见,只能听母亲回家后说。但他们不久就杀向了社会,在我家附近的街区清理起阶级敌人来。很快,住在我们那条胡同尽端的一个三口之家遭了殃。

那家的男人、女人姓甚名谁,是干什么的?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了。印象中,男人、女人都是40岁上下,有个儿子,大概智力有问题,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却没有上学,估计是学校不肯收,一天到晚在街上玩。有一天,他告诉一起的小朋友,他家有个“滴滴答答”的东西,这句话很容易在那个绷紧“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疯狂社会里引起联想。果真,不知是谁把这话报告给中学红卫兵了,那些红卫兵上门抄家。一个胡同里出了这么件大事,我自然在人堆里看热闹,却没看见抄出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来。接下来,事件升级,红卫兵们找来几张条凳,上面搭上案板,把这对夫妻押上来批斗,两人都挂上大牌子,女的还被剃了阴阳头,露出一半头皮,身后的红卫兵死死地按着他们。为了向大家显示战果,还有人端了个方盒子,拆开后盖给大家看,里面像是有几个电子管,通电时玻壳内有小灯亮起。当时国内市场供应的收音机大都是这种电子管的,似乎灯越多越好,所以大家都习惯以“三灯的”、“五灯的”相称。小时候看的“反特”电影里发报机上都有这玩意儿,便相信它是可以收发电报的。随后,一个女红卫兵又拿出一个胶卷拉开给大家看,这又是一个“反特”电影里的典型道具。于是包括我在内的台下群众都以为真的抓到一对“狗特务”,群情激昂,口号声此伏彼起,站在最里圈的一些人还冲上去打这对夫妇的腿,为自己家门口竟然一直潜伏着整天给敌人发电报的特务而吃惊。

红卫兵的批斗没搞几次,后来这对夫妻挂的牌子上也不再写“特务”,换成“偷听敌台”。为什么变了,没人说。再后来,红卫兵也不来了。

这对夫妇仍带着闯祸的傻儿子过日子。不过女的出门时,一定戴着帽子,因为被剃的阴阳头还没长起来。

当时我还不太懂事,过些年才想明白了。原来,傻儿子所说的“滴滴答答”的东西就是他家的电子管收音机,调台时偶尔会传来空中的电波声。胶卷是怎么来的,不知道,但为什么没有搜出照相机?那时查出个仍在给敌人发报联络的特务,应当是震惊全国的大案,为什么一直是红卫兵自己斗这对夫妇,公安人员从不参与,也不赶紧把两个特务关进监狱?事实真相是:这些中学红卫兵对所谓特务的知识比我这个小学生多不了多少,也是从“反特”电影得来的。他们的证据拿到公安机关,内行人一看就是个笑话。但当时毛泽东不允许公安机关制止红卫兵小将在所谓“红八月”对北京城乡的“阶级敌人”清查乃至血腥屠杀。在这种形势下,我市公安人员也不会制止这帮中学红卫兵胡闹,却不会当真。红卫兵折腾了几天,先是声称抓到一对与敌人联络的特务,是大功一件;后来自觉不妥,又降格改为“偷听敌台”,却始终得不到有关部门的肯定,自觉无趣,遂偃旗息鼓,回头忙自己学校里的派系斗争去了。

只苦了那对夫妇,因傻儿子无意之间说了一句话,让在毛泽东“大抓阶级斗争”的号召下近乎颠狂的红卫兵和老百姓们“浮想连翩”,惹上一场无端横祸。

据说电子管收音机从1952年起在大陆生产,一些经济稍为宽裕点的家庭陆续购买。但被称为毛时代伟大成就之一的电子产品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竟如此危险,足以令人心惊肉跳。

二、我家的收音机变迁史

说完了邻家闯祸的收音机,再说说自己家的收音机。

我家在“文革”初起时的收音机是个老物件,大概从自己记事时起就有这东西了。多少钱买的,不知道。印象中大小如同自己小时候睡的枕头,正面四分之三是遮盖喇叭的织物,大概是织锦的,浅黄色。下面四分之一有调谐频段和开关的两个旋纽。从背面盖板的一个个圆形孔洞,可以看到电子管工作时小灯的光亮。我所居城市位于内陆,远程信号很微弱,能收听到的只有省台、市台,在中波频段。加上收音机太老旧,每天也就是听点新闻联播或广播体操啥的。这台收音机不仅老旧,还总坏。坏的次数多了,连我都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打开后盖,一眼就能看出电子管的玻壳内有烟熏痕迹,用我们的话说叫“灯泡烧了”,其实是国产真空电子管质量太差的缘故。我母亲有个早年的学生,下肢残疾,毕业后无法到国营企业就业。但他会修收音机,这本事在那个年头很吃香,便开了个私人修理铺。母亲信任他,收音机坏了总是托人捎信给他,他就摇着残疾人车来,把收音机装在车上拉走,修好后又送来,每次都给他些钱。但后来传来些不太好的消息,说他赌钱,还被派出所抓过。渐渐地,这台老旧的收音机也不堪修理,好像坏的元件也不止电子管。终于有一天,那个学生用残疾人车把收音机拉走后,再也没有送回来。不知是收音机永远也修不好了,还是他因赌博被派出所抓了进去,无颜再见自己的老师。

家里收音机的更新换代是“文革”期间的事。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收听广播与放唱片一体的电器,所放唱片不是那种胶木的黑色唱片,而是一种塑料压制的唱片,红红绿绿的很好看,播放质量却显然不如前者。有时听唱片,连一面没听完,就速度变慢,音质变形,这时要赶紧抓住摇把一阵狂摇,才能继续听下去。1977年春节前,父亲单位发了一张购买电视机的票,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它的质量同样令人不敢恭维,屏幕上部总是变形擅抖。有一次是播一条有关美国的新闻,屏幕上白宫的顶部总是错位,好像建筑师一开始就把屋顶盖偏了。不是我崇洋媚外,在毛泽东时代,被吹嘘为伟大成就的许多产品都是骗人的。这个本人有亲身体会。我中学时曾到一个生产28式拖拉机的工厂劳动,当车床工。当时社会上关于工厂工种流传着一段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铆电焊将就干,要翻砂快回家”。可见车工还是个不错的工种。但顺口溜里说的那种车工可以加工长轴、尖锥及其他复杂的金属件,技术含量很高。这家厂是流水线作业,一年365天,每个工序就加工同一种产品。师傅是厂足球队的前锋,酷爱足球,用一个小时教会我车某个转向器的内径后,便一天到晚不见了人影。于是我这个只有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车工师傅。奇怪的是,我车出来的产品,检验内径的工具居然是一个形状像手榴弹的金属圆柱体。车完后,用它伸进内径探探,小了,当然不行,是不是大了,没人管,从来没人检查我加工的产品是不是合格。学工1个多月,生产了多少次品,不清楚。下乡后看到公社的拖拉机经常“趴窝”,才明白其间关系重大。

我最早对外国产品质量产生崇敬之情,是在恢复高考的头一年考上大学后。那时中国不再“闭关锁国”,允许一些外国产品进口。当时为了学外语,我买了一个松下牌录放机,大小与砖头差不多,黑色。当时大量从日本进口电器还有9英寸电视。没办法,在毛老人家折腾中国大陆20多年之后,全国人民都成了无产阶级。即使像松下“黑砖头”、9英寸电视这种专门为中国大陆生产的简易型电器,城镇居民也要节衣缩食去买,农村居民根本就买不起。不过,说买“黑砖头”是为了学外语,其实也是个幌子。我在大学宿舍里,用它听邓丽君歌曲的时间更多。但当时听这种歌曲也被称作“精神污染”。一位革命老干部回忆说,当年日军的传单里就有《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用来软化革命队伍的斗志,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就是让黄歌、坏歌占领社会主义舞台。我当时就气得骂娘,日本鬼子的传单里还说停止抗日有糖吃,有饭吃,难道我们因此不吃糖,不吃饭?说到吃饭,这位革命老干部1950年代前期担任广西省(当时还没有成立自治区)第一书记期间,隐瞒上万农民饿死的信息,撤了职。他对日军传单上有这首歌曲记忆深刻,竭力反对青年学生听邓丽君唱的这首歌;独独对自己饿死上万农民的责任全然忘却,闭口不言,有没有人性于此可见一斑。

三、在长白山里“收听敌台”

1975年,我到长白山区下乡。当时下乡的知识青年有多种落户形式:有到生产建设兵团的,每月有工资,旱涝保收,最令人羡慕;有投亲靠友的;有个人下乡的。我是下乡到一个“集体户”,有6、7个男知青、5、6个女知青,住在生产队专为知青提供的泥草房里。每天出工时,留一个知青在家做饭,每周一换。这样做的好处是,知青不会在劳累一天之后,还回家忙活吃的。我也见过不留人做饭的。那是我被临时抽调到县知青办编印《知青战线》小报,采编、校对都由我一人干。一次到一个朝鲜族集体户采访,知青们还在田里劳动,于是等到天黑,知青们都回来了,对我们很热情。其中一个女知青说前一年在县里读中学时,曾在老师带领下到我所在的山村支农,晚上我们集体户的同学表演节目,印象深刻。但我印象更深的是,这些劳动回来的男知青一回来,就盘腿上炕,一边卷叶子烟抽,一边陪我们聊天。女知青们放下农具后则赶紧淘米做饭做菜。饭做好了,端上炕桌给我们客人和男知青吃,自己等着,我们吃完了,才把碗筷收拾下来围着锅台吃。那顿饭我吃的极不自在。因为汉族人家不这样,朝鲜族家庭确有这个规矩。但在一个朝鲜族集体户里,大家没有血缘关系,也有这规矩?心里不由地想,娶个勤劳的朝鲜族女孩当老婆多好。

我所在的“集体户”有十几位知青,大家政治观点基本一致,自然不会出现告密者这类人;又是在深山老林里,“收听敌台”谈不上什么危险。当时大陆报刊广播都充斥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陈词滥调,有谁信?只能靠听“敌台”来了解点真消息。真的要感谢当时允许销售的晶体管收音机,小巧,又没有取消短波(与朝鲜不同),灵敏度高,让“收听敌台”成为可能。

什么叫“敌台”?秦全耀说:“敌台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名词。特别指无线电爱好者或者拥有短波或者高灵敏度收音机电台等中国大陆居民收听到的大陆以外中文或者外文广播。如‘美国之音’、‘BBC’(英国)、‘莫斯科广播电台中文台’(俄罗斯之声)和‘和平与进步广播站’、‘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等等。”

我下乡的长白山区离朝鲜、苏联近,基本听不到台湾广播的信号,信号强的是苏联台、朝鲜台,偶尔也能听到“美国之音”、“BBC”之类。苏联台、“美国之音”、“BBC”肯定是敌台,他们的播音员怪怪的腔调也让听惯了中央台节目的我们觉得别扭。朝鲜台就不一样了,是敌,是友,当时国内并无一定的说法。我在中学时有一位老师,颇有音乐天赋,曾在学校组织起一支管弦乐队,担任指挥。因为他姓陆,又教英语,学生们便用学到的几个可怜的单词中“革命”一词的发音,戏称他为“歪脖陆森”。“文革”之初搞大串联时,他到了中朝边境。那时天寒地冻,鸭绿江面又不宽,都结了冰,打个“滑出溜”就到朝鲜境内了。他还模仿《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在那儿撒了泼尿,以示纪念。后来此事被人揭发,狠斗了些日子。这位老师是汉族,说他“叛国”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对很多朝鲜族人来说,这样说还真不冤枉。我下乡的公社卫生院里,有一位李大夫,医术甚高。仔细一打听,原来他是朝鲜族,曾在某地区级医院当医生,爱国心切,偷渡朝鲜。结果呆了几个月,吃不饱饭,还是回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此类事太多,无法判刑,只是把他下放到县级医院。谁知没多长时间,他又跑去朝鲜。不久,还是饿得受不了,又回来了,这次就下放到我们公社卫生院。

我们这帮子知青没有民族情结,听“敌台”只随自己的喜好。朝鲜台播放的一些歌曲当时在大陆很流行,比如《卖花姑娘》、《血海》里的歌曲,我们听;苏联播放的一些歌曲能引起人们的怀旧感,也听。当时集体户里有本《外国歌曲100首》,是禁书,大家照看照哼不误,更何况集体户里还有一位某电影厂著名电影作曲家夫妇的孩子,什么《共青团员之歌》、《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经常唱。

真正涉及到与当时宣传舆论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敌台广播节目,我们并没有有意收听。只是感到当时的报刊上充斥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陈词滥调,与现实一对照差距太大,愿意了解一些真实情况,而这种报道只能从所谓“敌台”广播中听到。据学者王友琴介绍说,当时上海左树棠“收听敌台案”的自首者无名氏(名培民,姓氏不详)连累案主家被查抄、隔离审查、毒打致死,自己亦被隔离,释放流浪后,终以自杀结局。尽管官方对此惩罚严厉,并不能制止收听敌台现象的蔓延,大家只是更加谨慎小心些罢了。

我们生产队里的社员家里没有任何收听设备。公社的播音喇叭通生产队部,或像我们集体户这种地方,社员一般不听广播,也不关心政治,更没有什么“偷听敌台”的意识。但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也不便提前泄露出去。比如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其实我们在几天前就从“敌台”中得知了,却不能在公开场合说。有一天,我从公社回到集体户,在给集体户盖房子的工地上帮点忙(为知青扎根农村闹革命所盖的),突然集体户里有几个人从村里走来,一边走一边大呼口号: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王洪文!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跟着看热闹。我一惊,怎么把“偷听敌台”的秘密泄露了?原来是中央台正式公布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这下谁也不用遮着掩着了。

四、对一起真正的“偷听敌台”案件的处理

大概是1976年夏天,我所在的公社真的发生一起“偷听敌台”事件。

据我所知,那个年代像我这样大年纪的青年,不偷听敌台的不多。但一般来说,偷听敌台大都是在自己家里,将声音开的小小的,以防屋外人听到。只要没人知晓(或无人告密),就不算“东窗事发”。这次不同。一天,公社所在地的一个林场(与公社平级,都为正科级)的大喇叭,深更半夜突然响起苏联的华语广播,时间长达几分钟。公社不能不出面调查。书记决定派李姓宣传部长和我(当时是公社临时干部——文化站长)去调查。到林场后,人家告诉我们说,是一个二流子晚上混进播音室听苏联歌曲,却忘了关扩音机。李部长听了,既没有表示去看看二流子本人,也没表示去检查一下播音室,只提出一个要求,中午到林场职工食堂吃饭。于是我们在食堂各吃了一碗带肉末浇头的面条后,回到公社所在地。

我至今不清楚林场方面告诉我们的情节是真是假。但李部长是林场王书记的旧部(王曾在公社当二把手),我与王的关系也不错,且整个调查由李部长主持,谁都无意进一步追究,此事遂不了了之。比对前述那对夫妇事件,可以说处理太过草率。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了。

“文革”初起时与“文革”后期,对社会控制的程度完全不同。“文革”初起,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一呼万应。说要“早请示,晚汇报”,居民区就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幅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毛主席画像,竖在道边,每天早上居民区的大人、孩子定时前来举语录本,喊口号,还有一位地质学院的大学生来教“忠字舞”,记得有“一轮红日从韶山升起”一曲。具体怎么跳的,已经想不起来了。深刻印象的是,一个男大学生,跳起“忠字舞”来腰肢如此柔软。

“文革”前期还一项活动至今忘不了,就是连夜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现在想起来也怪,毛的指示为什么不能白天发表,总是在晚上?一般的程序是,单位总是下午通知所有人员,说今晚要播出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晚上6点半注意收听,听后再到单位来一起上街游行庆祝,家住多远也得来。但有时播出时间拖到了9点、10点,大家还是要赶到单位,上街游行,喊口号,贴庆祝标语(我是中学团委宣传组成员,写标语的事儿每次都是我的)。毛的这些“最新最高指示”讲了些什么,那时还是中学生的笔者实在懵懂,因为太过高深,与我每天看的、想的完全“不搭界”。后来下了乡,才知道人家那些话与中央的政治斗争有关。比如批《水浒传》、批孔丘,目标都指向周恩来,这还是集体户同学家长悄悄告诉我们的。

真正该让老百姓知道的消息,却严控起来不让知道。记得上中学时,一个周日到学校操场去玩。一位家是某水利勘探设计院的同学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严肃地告诉我说,林副统帅叛国投敌,死了。大概是他父母在单位听了中央文件传达,回家悄悄跟孩子说了,这才转告我。我当时不敢相信是真的,毕竟满大街都还有他的手书“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不久,学校里也传达文件,证明此言不虚。

林彪事件让人们强烈感受到,从小所受的“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教育与眼前的现实有巨大的反差。印象中,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敌台中获取中国信息都是从此开始的。以前人们若是传递一些与官方报刊广播不一致的消息(除了家长里短,谁和谁搞破鞋之类),不仅不会有人信,还都说是“造谣”。若是在家里听收音机,调频时正碰上苏、美的华语广播,马上转台。现在则有意调到这些台,听听人家在说些什么。

“文革”后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没人再真心拥护毛泽东与“四人帮”那套做法。毛自己也承认,搞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人心散了,很少有人按上面的指示跟你较真,遇事得过且过。

我下乡时在田间铲地休息时抽烟的一个情节可以作为例证。

我们那里地块大,往往一条垅长五六里,所以铲地时往往是一条垅铲到头,男社员抽烟休息,女社员扎堆聊天。起身再回头铲一条垅,就该收工回家吃饭了。休息时大家抽的都是卷叶子烟(抽卷烟的是干部,还要凭票买),用旧报纸卷,叫“哈蟆头”。一次聊起来,一位社员说,最好的卷烟纸是“毛选”五卷。我见过这书,用的是全国最好的纸,光滑油亮,又薄,比报纸强一百倍。我估计这个社员是用它卷过烟抽的。问题是“文革”前期谁敢这样干?就连报纸上在毛像和毛语录的背面出现打倒字样都是现行反革命罪。为此大多数报社都专门设有灯箱,拼版后仔细检查没有这种嫌疑,才敢开印。此时,一个社员敢于丝毫不避讳地公开说这种话,也没人有强烈反应,当成滔天大罪。李部长对林场“偷听敌台”事件敷衍了事,事后也无人再提及,就是这个道理。

1976年春节,集体户同学回家探亲,回来时带来省城正在清查谣言的消息。原因是当时社会上盛传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犯了错误,又说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搞“四人帮”了。各地各级有关部门奉命大肆追查,却没有听说查出什么人来。

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与追查谣言相关的一个段子:

追查人: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谣言的?
被追查人:男澡堂。

追查人:谁说的?
被追查人:不认识。

追查人:长的什么样?
被追查人:背对着我,没看清。

追查人:多高?
被追查人:他蹲着。

追查人:穿什么衣服?
被追查人:都光着(身子)。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