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沟海战，致远舰战沉的瞬间，画面右侧为日舰吉野，中央倾斜的为致远舰。
甲午战争是今人讨论不完的话题。常见有人痛心疾首：世界第七的大清海军怎么就打不过小日本呢？
其实，当时的大清君臣们也是不信这个邪，因而战前自信满满。《走向共和》中，在李鸿章谈到日本威胁时，慈禧只说了一句话：
“日本蕞尔小邦，不足为惧。”
等到战争已迫在眉睫，李鸿章在朝堂上为北洋水师诉苦，立刻遭到光绪帝的严斥：
“不是远东第一强大之舰队吗？怎么连小日本都打不赢了？”
而新科状元张謇对李鸿章还有一番诘问：
“李中堂畏敌如虎，却有一番理论。且不说我大清朝是不是体弱多病？就只我与倭寇当前争端而言，彼曲我直，理直者气壮，气壮者斗志昂扬！以我斗志昂扬的正义之师，敌彼失道寡助的无耻之徒，又怎么能够不稳操胜券？”
张状元此言，今人看来迂腐之极，其实，也只是“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之类的论调。
总结当时清廷的主战派观点，大清无论是国力、军事、还是道义，对日本都占有制高点，应能战而胜之。
可是，一个靠割地赔款维持统治的朝廷，哪来的这般自信呢？究其根源，就在于大清正陶醉在“同治中兴”三十年的成就中。甲午战前，慈禧坚持大操大办六十岁生日的“万寿庆典”，理由就是：
“如果办寒碜了，怎么个体现我大清河晏海清国泰民安？同治中兴以来的兴旺气象又跑到哪里去了？”
“同治中兴”始自慈禧垂帘听政后，当时太平天国造成的十几年的浩劫刚开始平息，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清廷执政的合法性也受到挑战。以慈禧为核心的清廷不得不采取一些改革举措来恢复经济，恢复文化事业，更重要的是恢复清王朝稳定的执政大局。
于是，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洋务运动开始登场。湖北枪炮厂、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等近代军工企业陆续建立；开平煤矿、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也开始兴办；新式的铁甲军舰、钢甲军舰不断被购买回国；海军傲视亚洲，陆军战斗力也有所提升。三十年间，这一番改革搞得轰轰烈烈，举世惊叹，一个世界强国似乎正在崛起。
一八九一年，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六舰访日，军容之盛，国际侧目。清廷若派记者随行，当写出：“日本海军司令一言不发：清国水师不可战胜”之类的报道。
不过，这三十年的“中兴”却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应当与洋务运动配套的政治改革，一直无实际动静。相反，清廷对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就连最开明的李鸿章也说：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
于是在经济转好、社会日渐稳定之后，“国学”得到了统治者大力推崇。平乱后，清廷第一步就是恢复开科取土，重建书院并刊印儒家经书。科举中还增加取录名额，进士中榜比率增至18%以上。大兴科举笼络了知识分子，提倡传统的意识形态又有利于稳固清廷的执政地位。
由于有了“同治中兴”的成绩单，慈禧和她控制的清廷似乎又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还有配备了洋枪洋炮的军队，“攻虽不足，守实有余”，在手无寸铁的民众面前犹如钢铁长城。几千年“国学”的意识形态又在美化这一专制体制。如此一来，对内，清廷原本岌岌可危的执政地位似乎又变得坚不可摧；对外，似乎越来越有“大清可以说不”的自信。
此形势下，站在清廷角度，政治改革自然多余，且有自找麻烦之弊。所以，即使有少数卓识远虑的官员，他的声音也出不了太和殿，更别提要出紫禁城。至于民间像康有为之类的知识分子呼吁宪政改革，更是人微言轻。而普通百姓，更不知政改为何物。或许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现状不满却不知路在何方；还有人正沉浸在大国崛起的美梦里；甚至还有些人会对康有为之流说：瞎折腾什么，好容易才吃上几碗安生饭。
总之，笼罩在“同治中兴”神话中的大清，民众缺乏要求政改的强烈呼声，统治集团内部则更无政改的迫切感，还对这种将洋务运动与保守的皇权专制结合的特色体制而颇为自得。直到甲午战争的来临。
甲午中日一战，大清海军尚可抵挡一阵，陆军基本一触即溃。所以胜负实在没有侥幸。梁启超对此战评论说：
“盖十九世纪下半世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
甲午一役也是未战前就决之。体现整体国力的那张“同治中兴”的成绩单，其实也是一张好看的窗户纸而已。
军事方面，虽然花巨资买来一支世界第七的舰队，但是尖端的、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舰只，仍然不能自己制造，只能购买外国的。自己建立的军工厂只能生产相对落后的仿制的“山寨版”武器。至于军人，则是素质低下、纪律涣散，更无法跟外军相比。
经济方面，建立的骨干企业都是官办，后来是官商督办。这些企业虽有民间股份，却是政府派员来管理。虽然政府赋予这些企业以垄断一些行业的特权，但却由于产权不清晰，内部裙带关系、派系斗争、损公肥私及不思进取的风气严重，在同外资的竞争中，往往以亏损告终。
比如，轮船招商局一开办，李鸿章就为其争取到了运送漕粮的专权。在朝廷资助下，这个大国企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但英国随之扩大经营在华的航运事业，而招商局的经理们却忙于中饱私囊，公司的营业乃每况愈下，最终不得不将中国国内航运业的龙头地位拱手让给了英国人。
《走向共和》中，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则遇到了产品质次价高的瓶颈，辜鸿铭拿着《泰晤士报》念道：
“曾经被称为中国匹兹堡的湖北汉阳铁厂无疑正经历着它的危机时刻，而它的危机却是由它的创建人，著名的改革家张之洞总督所造成的。这位总督以惊人的勇气和魄力建立起了这座远东最大的铁厂，又以同样的无知和专横使得它濒于倒闭。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这位总督以中国地大物博为理由，拒绝预先化验铁矿石，结果购置的高炉不能排除铁矿中的磷质，炼出来的铁材极易折裂。虽然目前中国有好几条铁路正动工修建，但没有人敢要汉阳铁厂生产的铁轨……”
这些腐朽的官办企业与外资经过多年的争斗，尽管靠朝廷不断输血、给政策，结果都是纷纷败阵。相反，由于垄断，压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还使得大量从事传统产业的劳动者失业。
税收倒是节节攀升。虽然清廷为了安抚农民，一直执行农业税“永不加赋”的惠民政策，但是却增加了“厘金”等盘剥手段，再加上被迫开展对外贸易，政府税收逐年增加。但问题是，支付赔款、增加军费、官办企业……朝廷还要修圆明园、颐和园、办万寿庆典，还有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日益的奢靡腐败，反倒是让财政捉襟见肘，常常入不敷出。
由于没有匹配的政治体制，“同治中兴”只造就了大清国表面繁荣，实现了畸形的发展。结果既没有藏富于民，也没有藏富于国，却是藏富于官。
俯瞰历史长河，“同治中兴”中的这一段历史，特别是洋务运动，无疑是中国的进步，但实际上也只是有限的进步，还远不是什么伟大的成就。如果遇到严重的危机事件，这件皇帝的新装就会真相大白。
历史的事实是：那个揭穿了真相的孩子就是日本人。
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的较量，更是大清特色的皇权专制体制与西方宪政体制的较量。结果，这个长期以华为师的“蕞尔小邦”，立宪改革仅仅三十年，就打败了正在“大国崛起”的天朝。“同治中兴”的画皮被血淋淋地撕开了，大清特色的皇权专制体制颜面丧尽。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同治中兴”的神话还会继续维持着，但是，一个专制王朝的末期，危机总是不缺乏的。对于较封闭的古代中国，费正清总结说：
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团难。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而对于渐趋融入国际社会的清王朝来说，除了依然存在内乱的隐患，对外往来愈多，两种不同的体制的矛盾也就越尖锐。所以“中日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中英必有一战”……未必都是军事冲突，但是严重的冲突总是难以避免的。
不管是内患还是外患，只要严重的危机到来，专制政权“中兴”的神话就一定会破灭。而只有这个神话破灭，当局才可能为自保而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
甲午战争后，真相就瞬时暴露在清国民众面前。于是激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组织十八省进京举人“公车上书”。随后“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雨后春笋，民间办报办学也是春风吹又生。庶民问政、关心国事变成了风尚，改制维新被普遍认为是国家必走之路。统治集团内部，张之洞、翁同龢等人也积极号召变法，李鸿章后来甚至以“康党”自诩。
“中兴”失败，已经使得清廷的执政合法性再次遭受强烈质疑，如果还对朝野的强大的政改呼声置之不理，清廷恐怕又将沦入风雨飘摇中。于是，在慈禧默许下，光绪帝开始考虑政改。中国这艘古老的巨轮，在停泊多年后，终于又准备拔起船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