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中日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妥协。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四大条约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12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条约呢？
甲午战争自1894年夏季正式开打，几个月下来，几十万清军不仅无法阻止日本军队在朝鲜的进攻，而且举三十年之国力营造的北洋海军竟然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清军的一连串失败，彻底粉碎了清政府、清军以及统治阶层的信心、信念和勇气。相反，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激励下，长驱直入，直取大清腹地。
大清国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与日本人继续拼杀，或许能够有个鱼死网破，留下一股正气；后退，像近代以来历次中外冲突一样，屈辱求和，虽然有失大清国的尊严，但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呢？
平壤失陷、黄海海战大败后，清政府确实有了警觉。1894年9月27日，鉴于前敌指挥系统混乱情形，翁同龢、李鸿藻等重臣向朝廷建议，起用赋闲十年的恭亲王奕。
恭亲王奕是清廷中出名的主和人物，30多年前就以三寸不烂之舌智退英法联军，化解外交危机。恭亲王在与西方人交往中逐步建立比较客观的认识，看到西洋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不似那些盲目排外的人一味拒斥西洋文明，因而有“鬼子六”的雅号。十几年前，恭亲王被免去一切职务退出政治，现在有人吁请他重出江湖，显然是看重他的外交经验。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清廷开始转变，不再与日本人死磕，似乎在寻找和解的可能性。
1894年10月5日，恭亲王密函李鸿章，表示战守均不可恃，应该利用外交斡旋化解危机，看看俄国、英国等友邦能否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劝说日本，息兵止争，无伤国体。恭亲王还告诫李鸿章，不要介意舆论和清议，不要只顾爱惜羽毛，逃避嫌疑，要有担当，要负责任，要为“我大清”安危负责。
在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积极活动下，列强确实表示可以居间沟通，但日本认定一个死理，就是不愿让列强介入，只愿意和中国“单挑”。而且更厉害的是，日本利用在战场上的优势，一刻不停地进攻、进攻、再进攻，一点点粉碎中国寻求和解、寻求停战的希望。
日本政府的目的，中国政府当然很清楚，但中国政府还是要尽量选择中日双边接触，以免给国人造成单方面求和乃至投降的印象。中国政府的困境在于，既要尽早停止议和，又不能让人感到是中国政府求和、投降，否则大清的威严必将随着战争结束而丧失，其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然而，中国政府这些心思都被日本人识破。中国政府先是派遣德国雇员德璀琳，稍后派遣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都被日本人轻而易举予以拒绝。日本的目的很明确，中国如果想议和，就派能够作主的重臣比如恭亲王、李鸿章前来。
恭亲王刚刚复职，身体似乎也不好，此行只好落在了李鸿章的头上。这确实是李鸿章的尴尬，李鸿章也知道此行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恶评。恭亲王反复告诫李鸿章要从朝廷立场想问题，不要听信那些风言风语爱惜羽毛。
李鸿章的尴尬在于，他在战前竭力主张不要轻启战端，不主张为了朝鲜未来与日本开战。结果朝廷顶不住开战压力，但朝廷并没有任命主战派主持战争，反而指派他这个不主张开战的人去主持。这或许是战争不顺的一个原因，但对李鸿章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莫名的尴尬。
战争不幸开始了，又不幸在事实上打败了。到了这个时候，朝野内外竟然又找不到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议和代表，朝野上下似乎又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前去议和的大臣。这个使命又不幸落在了李鸿章头上。对李鸿章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895年2月12日，朝廷同意由李鸿章去日本全权议和。2月19日，李鸿章交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月21日，进京与朝廷及各位大臣共商议和底牌，并与各国公使交涉，争取同情和支持。经过与皇太后、皇上、各位大臣及各国公使连续数天密集会晤，在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3月5日，李鸿章出京回津。3月14日，离开天津前往日本马关，一场艰难的谈判正在那里等着他。
1895年3月20日下午二时许，李鸿章在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以及日文翻译卢永铭、罗庚龄等人陪同下，乘轮登岸，坐轿前往会谈地点春帆楼。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脚下一个小丘上，旁边是安德天皇的祠堂。春帆楼原本是座寺庙，大约在1862年由日本医生藤野玄洋在这座寺庙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家诊所。藤野去世后，其家人将诊所改造成了旅舍，由于其自然环境幽静开阔，因而生意还算不错。
在春帆楼不远处，李鸿章略事休息，大约也是为了平静一些难耐的心情，快到三点的时候，李鸿章在随员簇拥下，拾阶而上，步入春帆楼二楼会议室。
此次会议，中日双方各有七人出席。日本方面除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还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待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以及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口原陈政。
伊藤和李鸿章是多年前的老相识，李经方与陆奥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所以他们见面后并不是剑拔弩张，而是轻松寒暄一段时间方才进入谈判正题。
第一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交验文书。这个环节很快完成，没有什么曲折。紧接着，李鸿章出其不意提出先停战后谈判。按理说，这也是议和的一般原则。然而，日军在战场上正处于顺风顺手的状态，伊藤博文当然不愿轻易答应。第一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
第二天（3月21日）下午，李鸿章、伊藤博文如约在春帆楼举行第二次会谈。伊藤博文就李鸿章昨天提出的停战问题给予答复。大要是，日本全权办理大臣认为在远离战地的此地约定休战，虽不能看作是妥议和谈所必需的要义，但若附有足以担保两国均等便利的条件时，即可允诺休战。根据现在的军事形势，并考虑到因停止彼此交战所发生的后果，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声明应附这样的条件：即允许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及在该处的城堡；在上述各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备等一律移交给日本军队。天津、山海关间的铁路，由日本军务官支配管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休战期间日本军队的全部费用。清国全权大臣如果对这些条件没有不同看法，那么日本方面就可提出实行休战的日期、期限、中日两军实际控制线等详细内容。
对于伊藤博文的停战条件，李鸿章不免大吃一惊，这些内容显然远远超出他预先估计和朝廷的预案。根据陆奥的观察，李鸿章此时似甚惊惶，面为改色，口中连呼“过苛、过苛”。
在当天的讨论中，李鸿章苦苦哀求，一遍又一遍陈说无法接受这些条件的理由，但始终无法打动伊藤的铁石心肠，伊藤不愿在这些条件上作任何让步。
3月24日下午，第三次会谈还在春帆楼举行。经向北京请示，李鸿章正式向伊藤博文提出撤销先前提出的停战要求，直接议和，李鸿章请伊藤博文尽快亮出谈判的全部条件，中方再估量能够接受多少。
由于日方以为本次会谈只是讨论停战问题，因此当天的会晤并没有在议和方案上作更多说明，更没有提交方案。正是这次会谈之后，李鸿章突遭枪击，遇刺事件又会给整个谈判带来怎样的转机？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马关的第三次会谈顺利结束。李鸿章在随员陪同簇拥下，退出会场，乘坐轿子返回住处，时间在下午四时十五分。又过了15分钟，李鸿章一行途径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也就是距离住处仅有50米的地方，突然从拥挤围观中国头等大臣的人群中冲出一个人，直至轿前，用手摁住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止前进之际，举枪朝李鸿章开了一枪。
枪手击中了李鸿章的左眼下颊骨，血流不止。李鸿章登时感到眩晕，既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的伤情有多重。眩晕时许，李鸿章恢复平静，他知道子弹只是击中了他的左颊，似乎并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他稍事整理，缓慢走出轿子，神态自若，徒步登上台阶，走回旅馆，充分表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大外交官的风范和气度。
事后查明，凶手小山丰太郎是一位26岁无业青年，他之所以向李鸿章行刺，是因为他觉得中日两国发生如此大的冲突，致动干戈，都是因为李鸿章所鼓动、所主持。在小山丰太郎看来，日本国之所以不能遂愿吞并朝鲜，踏上大陆，都是因为有了李鸿章。现在，李鸿章又来日本进行议和，更是凭其三寸不烂之舌挽救清国，阻止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对北京的占领。所以，为了日本前途，为了激励日本军人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小山丰太郎坚决反对中日议和，决心向李鸿章行刺，就是要鼓动日本人扩大战争，割让更多的中国土地。
小山丰太郎的行动并没有达到他的主观目的，甚至相反，他的行动帮了大清国的一个大忙。李鸿章以一人之身为大清帝国挽回了莫大损失，正如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当时就指出的那样，这真是大清举国之大幸。
李鸿章遇刺，痛苦的是李鸿章个人，但对于整个谈判确实是一个重大转机，而且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一个转机。根据陆奥回忆，他在获悉消息后立刻与伊藤博文一起赶往李鸿章的行馆进行慰问。当李鸿章被刺的急电到达广岛行宫时，日本天皇也深为震惊，立即派遣宫廷御医前来马关为李鸿章疗伤。皇后也亲制绷带下赐，并加派护士照料，给予李鸿章最郑重的待遇和礼遇。3月25日，天皇发布一道御旨，表示中日兵争尚未结束，两国委派重臣进行协商，按照万国通例，我日本有责任保护中国使臣不受伤害，方与国家体制相符。现在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下贱已极，竟敢出手伤害中国头等全权大臣，因而务必按照法律处以严刑，庶不致再有此等狂悖不法之情事，以保护我日本国家荣誉声名。
天皇御旨，对李鸿章固然是很好的安慰。但是更重要的是，刺杀事件在日本国民中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一般国民极端痛苦，甚为惋惜，稍现狼狈之色。因为在自以为文明的国度里，竟然发生这样的野蛮事件，这确实也够丢人的。为弥补缺憾于万一，日本国内公私团体代表以及个人，在那些天纷纷前来马关李鸿章的行馆进行慰问和探视，或赠送种种礼品，日夜络绎不绝。其在远地者，也以电报或书信表示慰问。李鸿章行馆门前，车水马龙，麇集如市。日本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举动，无非是向世界证明，一个丧心病狂的凶徒不能代表日本国民，日本国民是讲道理、有礼貌的。
日本政府担心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一走了之，并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指责、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欧美各国再度出面斡旋。而欧美各国在国内舆论压力下，难保没有几个国家会同情中国、同情李鸿章。假如真的出现这种状况，那日本肯定要陷入空前被动，也就不得不在对中国的要求上大幅度让步。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政府用最高礼遇善待李鸿章，其目的就是要稳住他，让他留在日本继续议和。但正如陆奥所担心的，以李鸿章的聪明、智慧，日本政府仅仅在礼遇待遇上下功夫，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的这一枪一定要付出代价，这是笃定无疑的，否则李鸿章不会轻易答应。
那么，什么才是李鸿章所期待的呢？伊藤与陆奥在当天晚上筹思良久，决定为了表示日本政府的诚意，为了承担日本警察疏虞所引发的责任，日本政府应该无条件答应先前不愿答应的休战要求。
3月28日，陆奥在李鸿章病床前郑重其事告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休战的决定。陆奥说，“我天皇陛下”闻悉本月24日下午的不幸事件后，深感烦恼，对于前此未能同意的无条件休战建议，已委托全权办理大臣可规定期限，在某些区域内予以允诺。陆奥表示，虽然伊藤伯爵现在不在马关，但为了从速订定休战条约，本大臣在任何时候均可根据中堂适宜时日，从事审查，协议有关休战的细目。
陆奥的宣布当然出乎李鸿章的期待，他真的想不到自己费尽力气去争取的内容竟然在一颗子弹的帮助下轻易实现，他个人的皮肉吃了苦头，好在老命还在。李鸿章用绷带包裹着的半边脸，仅仅露出一只右眼，这个右眼在陆奥宣布时不自觉流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这个微妙的瞬间并没有逃过陆奥机敏的眼睛。
对于陆奥的宣布，李鸿章深表感谢，表示自己虽然负伤未愈，不能亲赴春帆楼继续会谈，但如果日方同意在他的病榻前举行会谈的话，李鸿章表示随时都可以。
3月30日，伊藤博文自广岛匆匆赶回马关，两国全权大臣在李鸿章病床前签署了这份停战协议。
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同一天，李鸿章向日本方面提交了一份照会，表示停战协定既已画押，可开议议和事宜，以便停战期限未满之先，中日双方能够达成和局，并表示本大臣现因受伤静养，中外名医均以轻出为戒，如蒙各位同事体谅，拟请即将贵方所拟和局要款开具节略，送到敝处，以便核查。如果这个办法贵大臣认为有所不便，那么本大臣可以在行馆另辟会议处所，仍可在这里与贵大臣相商。
根据李鸿章的提议，日本政府于4月1日下午将媾和条约草案送至李鸿章行馆。日本方面提出的和约草案共计十一款，大要不外乎朝鲜独立、割地、赔款、最惠国待遇四个大项目。
关于朝鲜独立。草案规定中国承认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凡有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过去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此后一律废绝。甲午开战因此而来，当年日本提出这个要求时，中国政府死活不答应，现在战场上不如人，那么中国政府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丢掉就丢掉吧。所以关于这个议题，并没有引起怎样的争论，中国政府默认了日本的方案。
关于割地。作为一个岛国，作为一个刚刚兴起的近代国家，日本对领土有着不可理喻的占领欲望，它的胃口非常大，日本政府在草案中要求中国政府割让的土地范围超出任何想象，大致分为三大块：一是辽东半岛；二是台湾全岛；三是澎湖列岛。与割地相关的是当地人民，草案规定这些被割让土地上的人民在中日双方交接前，可以自愿迁出，可以任意变卖所有田地，但是移交完成后，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
关于赔款。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三万万两库平银，分五次交清。未交清部分，按年加抽百分之五的利息。
关于最惠国待遇。日本政府在草案中要求尽快协商签订两国通商行船章程、陆路通商章程。在新约没有签订前，日本臣民在中国享受西方各国所享有的同等待遇。
在李鸿章的预想中，日本政府一定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中国索要大量的赔款，也可能会向中国索要土地，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日本人是这样的贪得无厌寡廉鲜耻，没有想到日本的议和条件是这样的苛酷。
原本因为刺杀事件而扭转被动的李鸿章再度陷入困境中，他在将日方提案全文报送朝廷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李鸿章提出两点意见供朝廷参考：一、日本索要兵费显然过多，无论如何中国都不会答应，纵使一时勉强答应了，剩下的问题可能更大，必然会弄得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二、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李鸿章强调，日本如果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只有苦战到底。
至于日本所拟通商新约详细节目，李鸿章建议朝廷注意保密，不要让各国知道，因为这些条款，特别是增加通商口岸等，都是各国多年想要而没有要到的。
朝廷的方针是希望尽早议和，尽早撤兵，所以朝廷一再叮嘱李鸿章在尽力磋磨讨价还价的同时，该让步时就让步，不可为难避谤，废于半途，致误大局。
来自北京的指示太过原则，并没有什么可操作性，没有就具体条款提出更正、商量的意见，眼看着双方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李鸿章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于4月5日提出一个修正案说帖，全面回应日本方面的要求。
这个说帖根据日本原案顺序，共分朝鲜自主、让地、兵费与通商权利四项，详细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关于朝鲜自主。李鸿章在这个说帖中表示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战争为此而发，中国因此而败，中国只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的独立自主局外之国。
关于让地。李鸿章指出，日本如果勒令中国照办，这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其后果必须充分考虑。这样做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我辈既为两国全权大臣，不能不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相互援助之约，以保东方大局。中日两国是近邻，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土地，都是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何况奉天为“我朝”发祥之地，其南边各处，如被日本控制，以为训练水陆各军基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这样，中国人必然生发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日本取“我祖宗之地”作为其军事基地，作为对“我京师”的巨大威胁，随时可以向我进攻，这不就是要和中国人世代为仇吗？
李鸿章还强调，日本在此次开战之初曾明白宣示，我日本此次与中国打仗，所争者为朝鲜自主自立，非贪中国之土地。日本如果不负初心，自可与中国将此约稿好好修改，使之成为一个永远和好、彼此援助的和约，使中日两国屹然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欺负。日本如果不这样做，徒恃一时之兵力，任情索取，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这不正合乎外人的口味和需求吗？
关于兵费。李鸿章指出，此次战事，中国并非首先开衅之人，战端已开之后，中国亦并未侵占日本土地，论理似不当责令中国赔偿兵费，这是必须说明的。当然，当战争进行时，美国公使愿意出面调停，中国政府确曾答应适度赔偿一些兵费，这完全是为了息事宁人。现在，中国政府仍然愿意遵守这个承诺，只是所定数目必须公道，不能漫天要价。
关于通商权利。李鸿章表示，日本方面提出的这些权利，中国既有可以照准之处，也有必加更改之处，方能照准。中国当然愿意与日本重新讨论通商问题，参照与西方各国现行条约章程，重新签订新的条约。只是所有的优惠应该是双向的，不能只顾及日本臣民，而不顾及我清国百姓。比如中国如果按照日方的要求准许洋商在华制造土货，那么必定尽夺小民生计，中国的工业也必然尽毁，所以中国政府不能不想办法保护这些工厂。而且，中国如果完全答应日方的这些要求，那么西方各国皆援一体均沾原则，中国企业必定立即全部被挤垮。所以，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应该遵循一个渐进的原则，不能要求中国政府不计后果，完全放开。至于具体修正条款，李鸿章一一列举。他当然知道，通商条约谈判也不会那么容易，但这个事情毕竟没有那么迫切，肯定要在和约签订之后另行谈判。
李鸿章的这个说帖长达数千言，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表达出来了，不失为一篇好文章。陆奥在阅读后也不能不佩服李鸿章的聪明、老到，但他并不认为李鸿章讲的都有道理，更不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同意这些说法。一场严酷的谈判正在等着李鸿章。
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
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慈禧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1895年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
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
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的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
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
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作主。
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执，那么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
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
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
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
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口嗦了。
日方的和约修正案的提出时间为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力疾赴会。
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
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
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
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
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甲、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乙、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
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
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
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作最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
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某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
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
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
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
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
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
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
伊藤细看报纸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
李鸿章说，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
伊藤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
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
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
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
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得派领事官于各口。
两个甲子过去了，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早已成为历史记忆。12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清楚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颠覆了许多既定认知：第一，这场战争不像两场鸦片战争，中国不是被动挨打，打中国的，也不再是西方列强；第二，这场战争无法证明“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战前的中国，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没有几个人看衰中国，中国的军力、综合实力也不比日本弱；第三，马关讲和证明弱国更需要外交，需要智慧；第四，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逆转，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渐渐形成的那点自信因这场战争丧失殆尽，此后的中国乱了方寸，革命、改良、立宪、共和，中国在激进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全部问题，都可从这场战争中找到其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