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媒体认为，对看似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六四便如同过往的梦魇，担心总有一天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专家分析，随着社会问题曾出不穷，中国领导层已经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
六四25周年纪念日前一日，德语媒体对于中国局势高度关注。《法兰克福汇报》周二发表评论“天安门的亡魂”（Die Geister vom Tiananmen）。文章指出，共产党一如既往统治着中国，他们看上去相当强大，事实上却感到惧怕：
“超过6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共产党的治理下。其政权只受到过一次挑战：就在1989年长达数周的示威期间。唯有当时出现了可能性，以'来自下层'的压力，促成以改革为导向的党领导层，通过选举和变革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但共产党最终决定以暴力镇压民主运动，保住了政权。”
“25年后，依旧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强大、充满自信，而且不给任何人话语权。中国拥有超级现代化的城市、杰出的快速道路建设、具未来感的机场；其亿万富翁人数高于任何国家，中产阶级富庶。中国人不仅旅行世界各地，而且深具购买力。邻国和国际伙伴争相讨好中国，同时对其心怀畏惧。”
“中国领导层看上去强大，但对1989年6月4日的记忆明显是其软肋。对那个血腥之夜的一星半点回忆都会受到打压。针对此议题发声的异议人士和活动分子则遭到逮捕。网络论坛受到审查。在经历四分之一世纪后，越来越多民主和自主的呼声传入共产党耳中。尽管在经济上成就非凡，共产党担心总有一天要为当时军队镇压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而付出代价，担心天安门的亡魂可能归来。”
“今日的共产党辩称，若当时不以暴力手段镇压，中国将陷入混乱。他们闭口不谈的是，当年他们曾有足够的机会，与学生形成平衡并进行对话。他们形容一党专政的系统是人民的'选择'。人民并未选举共产党及其制度，只是务实地顺应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共产党没有学到的教训
评论认为，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使许多人变得富裕，但人们对于未来以及中国政治体制延续性的信任感却相当有限，就连党内高层官员也选择将子女送往国外求学，并将资产汇向海外。文章指出，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能在共产党设定的框架内发表意见，党也学会回应地方上的抗议和批评；但却少有人胆敢直接挑战共产党政权，即使有，也会受到严厉惩罚，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和律师许志勇便是例子。
“感谢现代科技，今日的党能更轻易地监控异议人士，事先预料到骚乱事件，并且在大型抗议事件萌芽前便将之扼杀。这也是从1989年骚乱中学到的教训。
共产党唯一不长进的是，其干部的腐败已经完全失控。早在1989年，学生抗议的矛头便指向共产党干部的贪腐和特权，而当时被人们所知的案例如今看来犹如'沧海一粟'。党领导层如今也是富有阶层，这改变了体制的特性。”
评论最后写道：“党领导人习近平已经表明反对自由选举和分散权力。他希望稳固党在未来十年内的政权，削减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力。习近平知道，对腐败的不满可能点燃新一波的抗议潮。他打击腐败的行动比过去更进一步，而且获得人民好评。至于人们对1989年民运能获得平反的希望则纷纷被浇熄。就连习近平也惧怕天安门的亡魂。”
“北京政府失去人民信任”
《每日镜报》周三刊登了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社会、媒体和当代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古思亭（Kristin Shi-Kupfer）的访谈内容。这名中国问题专家就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发表其观点。
“这个议题是共产党的禁忌。中国没有公开面对这段过去，学校和大学中都对其三缄其口。许多知晓大屠杀的家长不对其家人提及此事，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遇到麻烦。”
中国政府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将至前收紧舆论管制，数十名人权活动人士遭到逮捕，外国记者受到当局警告。古思亭认为，共产党此举是害怕其权力受到挑战：
“共产党希望阻止六四25周年受到互联网或国外的政府反对者及持批判性意见的知识分子利用，从而挑战其权威。若他们接受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要求，有关下令开枪、党内决议过程以及当时政治精英间意见不和的细节，将可能引发争议性讨论。”
古思亭接着分析称，中国试图以经济增长换取人们不干政，但随着社会问题曾出不穷，人民对于政府的信赖日益减少：
“共产党向中国社会提出一项契约。这个充满指导性的承诺中，领导层将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个人自由，条件是公民不干涉政治。（中国）社会以及城镇化的中产阶级多年来配合行事。自大约10年前开始，这项契约开始出现差错。政府在私有财产问题上不能提供法律上的安全保障，2008年的毒奶粉丑闻也显示出消费者权益缺乏保障。这让许多未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国民众愤愤不平。政治领导人失去了许多信任。如今人们渐渐开始确信，没有独立媒体或能顺利运作的法治国家，人民的利益便无法获得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