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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与老大是如何瞪眼的

——黄兴与孙中山的几次冲突

1905年7月,经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相见,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双方一见钟情,从此便成了亲密的革命伙伴。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约百人。先由黄兴宣读章程草案三十条,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章程规定,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总理之下,本部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选举之前,黄兴即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会员均举手赞成。执行部为本部主体,由总理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实际相当于协理,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

由同盟会成立时的状况来看,同盟会总理并不是经过选举而产生的。相反,是由黄兴提议、会员举手通过的——众目睽睽之下黄兴好意思提议,会员又怎好意思不举手呢?总之这对一个以民主共和、宪政自由为标榜的政党来讲,未免有些不好交待;更不好交待的是,似乎老大老二互相抬举出来的——黄兴提议孙中山为老大,投桃报李,孙中山又指定黄兴为老二,一来二去的,桃李就全被他俩人摘走了!

刚开始,两位也算合作愉快。按同盟会成员邓家彦的说法,“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黄兴如此作派,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应该跟他的思想认识也有关。黄兴在阐述自己的革命思想根源时,追溯到的是太平天国,这一点倒跟老大孙中山一样,都拿洪、杨当人生偶像。但黄兴更进一层,认为太平天国的不幸在于“他们兄弟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攻败垂成”;说“读史至此,不觉气愤填胸,为之顿足三叹”;因此等自己革命时,“就留意于此”。黄兴所谓的“留意”,就是处处照顾老大孙中山的自尊与权威,你说咋咱就咋。但认识如此,实行执行中,却并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双方的理念与政见甚至性格都有诸多不合,冲突自然难免。

1907年,同盟会召集干事编纂《革命方略》,并讨论中华民国国旗问题。孙、黄之间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按冯自由的版本,还算温和:“总理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谓乃陆皓东所发明,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先后为此旗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克强(黄兴)对于青天白日,颇持异议,谓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相近。总理争之甚力,且增加红色于上,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义。仍因意见分歧,迄未解决。”

按章炳麟的版本,双方就有些上脸了:“逸仙自南洋还东京,作青天白日旗张之壁上。克强(黄兴)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见逸仙壁上物,争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逸仙厉声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几,复还。”

按宋教仁的版本,更有意思了:“二十八日。晴。……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黄兴)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口口口(宋教仁在日记中以此指代孙中山)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口口(宋教仁仍然用框框指代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我们知道宋教仁更烦孙中山,日记里居然有几处把中山划成框框,且指出了这个总理最大的毛病:“专制跋扈”,说明大家忍他很久了。不过最后老二还是从了老大,黄兴致函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耳。”这是孙、黄之间第一次比较明显的冲突。

孙、黄之间的第二次大冲突,起因于“二次革命”。当时,黄兴反对武力讨袁,就是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等人,也觉得武力不靠谱。而孙中山真正亲信的部队,是南京的第八师,人数不过三千。孙中山派朱卓文“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若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后,赶紧跑上海找黄兴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黄先生你快去南京领着我们干吧,我们怕孙先生一来,内讧立显,恐不待遇敌,先就自己玩完了。黄兴本来不想走武力之路,却架不住孙中山的这种蛮干及党内激进派的责难——据黄炎培回忆,陈其美说黄兴你不起兵,就是拿了袁的贿赂,急得黄兴跪到江苏都督程德全脚下请求江苏造反,否则自己没法做人。其实宋教仁被刺,黄兴比谁都痛苦,因为宋是他这一面的,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起兵不慎,易遭覆灭。犹豫间,流言四起,有说黄兴拿了袁世凯三百万元的,有说二百万元的。“黄受此刺激,含冤无以自白,遂一发而不可自制矣。”总之,黄兴挤着眼要跳黄河了。

程德全跟黄兴说,造反就得有钱,你有兵饷么?黄兴给陈其美电话,陈其美说明天给你运去两列车钞票。待钞票运到,却全是因接济民军而倒闭的信成银行的废钞票。程德全说,兵拿这些废钞持枪向百姓买东西,这不坑爹么,要害死百姓了。黄兴叩首不已。程德全说:“这样害民的事,即使出兵,也不能打胜仗。诸君,害民的事我决不做,我辞职”。都骂老程懦弱笨蛋,可人家挺有底线,坚决不害百姓。于是黄兴就害百姓去袅,做了江苏讨袁军司令,在南京反了。在讨袁通电中,黄大帅有这么一句:“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这架势,很有与老大赌气的嫌疑:我说不能干,你偏要干,那我自己干死算了!最后他没死,倒是南京人民遭殃了,张勋的部队打进南京,纵兵抢掠,屠城三日!当然,国民党也玩完了。孙中山在分析失败原因时,居然新账老账一起算,全怨上了黄兴:“在南北议和时期,他愤袁氏狡诈,曾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但黄先生不赞成;以后他主张建都南京,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黄先生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他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先生也不肯听;他欲再赴日本求援,黄先生又力阻其行;最后他本拟亲赴南京出师讨袁,黄先生忽自告奋勇,阻其前往,致招挫败,全局瓦解。”

老大如此强辞夺理,所有的罪过都让老二一个人扛,可够黄兴吃一壶的。而且一壶之后又一壶。因为紧跟着,两人在组党问题上又冲突起来。

孙中山希望再造一个党,并且写信给黄兴说,原先大家都不听他的,自己乃是“假党魁”;这次希望做个“真党魁”云云。“真”到啥状态呢?第一,党中所有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指派。第二,党员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革命成功后:首义党员有优先参政、执政的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普通党员仅有选举权。第三,他党不得存在,全国人民均成为革命党党员之后才会有真共和的出现;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这党义真吓人。更吓人的是,孙中山还让党员们立约宣誓,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不惜牺牲等等。黄兴一听,蒙了:老大这是咋了?革命不能这么搞哇,搞来搞去,自由民主被您老人家搞得没影儿了啊。但老大不以为意,解释说: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首倡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要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黄兴吓得,不敢做这个党的老二了。老大乐得他不干,写信给他说:兄弟请给我一次机会,为期两年,我干不成了你再干。现在呢,你先静养两年吧。于是我们能看到的是,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孙中山任总理;6月30日,黄兴就离开日本,去美国游历去了。

两年的时间,老大干成没?当然干不成。1915年,老大想借着日本扔给袁世凯一个二十一条所制造的危机,再举革命。黄兴不同意,说:“我同志既以爱国为标帜,以革命相揭橥,无论借他国以颠覆宗邦,为世界所窃笑,而千秋万岁后,又将以先生为何如人也?”由此看来,黄兴还是有底线的。虽然他有时候也做一些与理想信念相悖的事儿,这里仅举两例:第一,当初南京参议院本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建都北京的。但孙、黄闻讯震怒。按总统制,行政首长不同意国会决议可提请复议,但黄兴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最后参议院还真翻了案,又改议决临时政府定都南京。让袁世凯在北京头疼死了。第二,1915年12月他在美国批评袁世凯称帝假借民意:“今袁世凯对于世界,固谓四万万华人一致推戴,因而诞膺大宝矣。甚矣,袁世凯之诈伪也!”这批评也算对,可是批评别人的同时,自己却也不小心踩上了同样的粪堆:“吾因是代表吾国四万万同胞,敬求伟大共和国之代表,予吾人以道义上之协助。”——袁世凯称帝,说四万万华人皆推戴;尔反对袁世凯称帝,说自己代表四万万同胞。尔与尔所反对的人,不是一样的毛病么?

1916年,黄兴英年早逝,否则我还真想象不出来,他与孙中山的合作还能走多远;合作的过程中,还能出现什么样的冲突!但在他们的冲突之后,我分明看见了传统的重负及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一句话,要突破传统与路径,走向真正的民主宪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老大临终前所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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