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上的吾尔开希与王丹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回首二十五年风云。他们背负著十字架，被作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所困扰。两人在台湾寻找人生的归属，吾尔开希已是台湾女婿，拿中华民国身份证，有三个孩子；王丹也在台湾的大学教书多年，与学生关系融洽，“子弟兵”更是台北太阳花学运领袖，并办“中国沙龙”作为两岸学生交流平台。他们支持台北太阳花学运，“自我反省者”思维改变，重新激进化。
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他们成为了天安门学生领袖。在那之后，十字架始终跟随在他们身上。十字架意味着蒙难与代价，他们入狱、流亡、与至亲分离，作为幸存者的愧疚时时困扰着他们；十字架也意味着救赎与责任，他们无法成为职业革命家，但他们始终竭力呼喊，而在故土之外，他们需要寻找归属与脚下的根，重新确认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十字架也意味着负担与捆绑，他们难以成为政治之外的自由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看到的，是他们脸上的历史烙印。从进入民运的那一天起，他们再也无法真正离开。
但十字架也是复活与新生命的象征。
电话是王丹打给丁子霖的。随后，吾尔开希从王丹手中接过话筒，抖抖索索地对丁子霖说对不起。这是两人的首次对话。“很高兴你打来电话。”丁子霖回答，但她的声音里感受不到任何喜悦。通话几分钟后就结束了，因为话筒两边的三个人都失声痛哭到几乎无法说话。“你就把我们当你的孩子吧。”吾尔开希最后说。
此时是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深夜，距离六四事件已经过去近十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丁子霖成为了一个伤心的母亲——她的独子被解放军的子弹夺走了生命。（她后来成立“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里都是和她一样在那夜丧失了至亲的女人们。）如果不是王丹之前已经和丁子霖建立了联系，吾尔开希不敢面对她，他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知道丁子霖对学生领袖有愤懑情绪。“我一直背负著作为幸存者的罪恶感。”吾尔开希向亚洲周刊回忆：“也许不是听了我的演讲受感召，他们还会活着。”
那一夜，在吾尔开希台湾的家中，王丹和他彻夜长谈直至天明，其间多次抱头痛哭。两人相识于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之后，他们是公安部发出的学生领袖通缉令上排名第一与第二的人。仅仅几天前，王丹从美国抵达台湾开始为期一周的访问，十年未见的两人才得以再次见面。此时的他们，已经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吾尔开希从未经历牢狱，他的流亡生涯已经持续了近十年，他已决定要在台湾长居下去，已经结婚了，刚刚获台湾长期居留权，第二个儿子出生不久；而王丹进过两次监狱，七年时光耗费在铁窗中，在北京短暂的自由期间，他与丁子霖建立了联系。一年前，他才以保外就医形式被遣往美国，成为流亡者群体中一名新丁。
“不知是该恭喜你，还是替你难过。”在王丹流亡之初，吾尔开希在电话中对他说。“流亡，日子永无中止，是无期徒刑。”
那之后，又是十五年过去了。
人生轨道在台湾重合
相比那留存在纪录片中的经典模样，如今的王丹老了。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证据是，眼角的皱纹、发福的身材，以及，“超严重的中年危机”。年轻时，他一觉可以睡到九、十点钟，但现在，六七点就会自然醒转。
但从很多行为看，他与一般追求时尚与生活质量的年轻人无异，每天花三到五个小时在Facebook上，懂得在客厅一角点Muji薰香精油，写“小资文青”的文章时，会故意喝点儿红酒以培养情绪，听Dido和阿桑的歌。“四十岁以后，超焦虑的。拼命装年轻就是焦虑的表现。”他的声音里依然有北京腔与足以辨识的沙哑，但也会自然地带上一些台湾人常用的语词。最近五年，他在台湾担任新竹清华大学教师。
吾尔开希胖了更多，他难免要应对更为严苛的评价。在那些不喜欢他的人眼里，他一度不断增加的体重也可以成为攻击的标靶。尽管这两年经过坚持游泳，他的减肥已略见成效，但仍与当年的形象相去甚远。当他说话时，一切都回来了，那个穿着病号服打断李鹏讲话的年轻人始终住在他身体里，他的自信与健谈从来没有变过——“在台湾，我也是一个广受尊重的政治评论家。”
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十天里，原本素不相识的他们，有了短暂的交集。因为台湾，他们的人生轨道再次重合。
如果说，王丹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初次拜访台湾，只是如蜻蜓点水般的掠过，几年后，他主动选择与台湾有了更深刻的接触——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一九五零年代两岸政府国家暴力比较，他需要频繁地往来台湾做田野调查。他很快爱上了这里。有一次，朋友骑着机车载他在花莲逛，他突然觉得“就像上辈子住在这里”，每条街道都很熟，充满亲切感。学业之余，他投入很多时间游历台湾，“我们知道的阿里山、日月潭都是最丑的，台湾漂亮的地方多了”。
台湾对他的另一重吸引力，是文化。初中时，他就读台湾诗人的作品，那是他最早对诗歌的接触，“我那点小文青气质都是台湾熏陶出来的”。住在台北后，他钟情于参加各类艺文活动，成了两厅院（即国父纪念馆两侧的国家戏剧院与音乐厅）的“长期金主”。他努力不错过每一部上映的台湾电影，蔡明亮是他最喜欢的导演之一。
事实上，对于定居之地，既符合他理想又现实可行的选择，几乎只有台湾了。美国求学十年，他始终存在成为美国人的心理障碍，缺少归属感。他想回到华人社会，香港从未允许他入境。他的中国护照在二零零三年过期了，理论上，他是个无国籍人士。这为他带来了很多麻烦，每次更新居留许可需要经历繁琐的程序，他不能在台湾买房，也无法享受退休待遇。
与其他流亡者不同，吾尔开希有着更深一重的痛苦。他的家庭是维吾尔族，居住在新疆，他父亲又是局级官员，这些因素让两位老人从未获批过护照。吾尔开希也成为六四事件被通缉的学生领袖里唯一的特例——一九八九年之后，他再未见过他的父母。
从二零零九年开始，他开始了一种鸡蛋撞高墙式的反击，先后在澳门、东京、香港，主动向中国政府投案，以求见到父母，“哪怕这种见面必须隔着监狱的玻璃墙”。 他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与国力在快速提升的庞然巨物，这种反击可想而知是无力的，甚至是无声的，他被拒诸门外，而他的投案行为本身，在国境之内引发不了任何回响，没有中国媒体会报道这件事。
与一直单身的王丹不同，吾尔开希有三个孩子，流亡，是他必须与下一代共同直接面对的事实。他尝试用略显轻松的语气说这些事情，让人感受不到情绪的沉重，但孩子们能够抓住残酷之处。“爸爸，你真可怜，你见不到爷爷奶奶。”他的大儿子才七岁时就会对他这样说。他很悲戚，但他从不对孩子许诺，未来相见在何时。
每一年六四期间，大量的采访邀请都会涌向这些当年的亲历者。其中一些人，选择了回避，比如韩东方五年前即已公开表示，不再做任何应景采访。作为最具标志性的两个人，王丹和吾尔开希从未回避采访。“在流亡期间我们能做的事情本来就少。通过媒体，传达我们的声音，几乎是我们能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吾尔开希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播音员般的浑厚与理直气壮，他表示始终相信言说的力量。
台湾不关注六四事件
但很多问题，用王丹的话说，“都是重复了一万遍的”，“你们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时间重来，你还愿意会做同样的选择吗？你对过去后悔吗？”吾尔开希仍然认为，“不觉得我有权利拒绝任何采访”。
另一处尴尬在于，在他们所居住的台湾，对他们和天安门往事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除了台独的《自由时报》，再没有其他台湾媒体向王丹发出采访邀请。而在五月二十二日，元智大学为吾尔开希安排的一场讲座，只有二十个学生参加——他们的专业是艺术。或许，这才是流亡过程中，更深层次的痛苦。“一个人在国境之外说的话是没有份量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在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后，选择留在德国，他如此解释。
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王丹与吾尔开希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吾尔开希展示了他意见领袖的一面，花了很长时间谈自由意志与民主，他讲得很流利，应该是在不同场合多次阐释过这些理论，但王丹在很多问题上似乎并不愿展开太多，偶尔用无厘头的方式化解，始终保持着一种淡淡的疏离感。
相同的是，两人都对流亡生活选择了一种“去魅”的态度。既不将其悲情化，也不将其传奇化。另一位学生领袖沈彤曾表示，六四事件之后的十五年一直做噩梦，梦见一群学生遭军队枪杀，直到女儿出世才停止。但王丹与吾尔开希显然并不想将话题导往那个方向。“我完全未做过学生被枪杀的梦。”王丹说。曾有记者在母亲节时问他是否思念家人，他很反感，拒绝回答。
“现在流亡怎么会是一种酷刑呢？人家拼命想流亡，余杰就自己选择了流亡，也没有人逼他。过去流亡送去西伯利亚，现在我们流亡送到美国。我在中国天天被跟踪、被政府欺负，现在生活很舒服。”王丹说，停顿片刻，他又补充道：“所谓酷刑都是惩罚家人，不能回国看他们，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根本不认为流亡对我是折磨。”
吾尔开希则强调平静的力量，“能活得平静，已是流亡中很不容易了。”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去年底向香港入境处投案失败后，返程飞机上他也能安然入睡。“这些年，我们学会了让强烈的情感在心里面，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面对对手，情绪是否平静，是能不能占上风、掌握状况的一个关键点。”他说。
六四事件之后，二十五年过去了。当流亡已经变成日常生活，数字魔力就会逐渐减少。“今年虽然是二十五周年，我没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仪式），它已经变成生命里的东西了。”王丹说。
人生归属的抉择
吾尔开希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了，这不仅体现在身份转换上，他的兴趣也转向了许多台湾本土议题。这种转变，现在看来，掺杂着某种必然与偶然。十年前，他曾受邀在广播电台谈两岸关系，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这让他有更多机会与台湾人直接对话，从台湾人角度出发想问题。由于节目颇受欢迎，更多的工作邀约发来，二零零四年前后，他一度要每周参加五档不同的电视政论节目。（这种美好时光已经不再有了。电视上已经很少看到他。）
当他的孩子长大，不可避免面临教育、治安，甚至更琐碎的切乎自身利益的议题，他渐渐不再把自己当成宝岛的客人，“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
这种转变，尚未在王丹身上发生。虽然他也表示把台湾当做另一个故乡，但他更像一个异乡人，极少对台湾时政发表评论。他至今未领取中华民国护照，因为想不通：“我怎么就成了中华民国的人了？”
但他并不是无根之人，他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归属。尽管成为教师的日子并不长，他很快就享受起校园生活，和学生走得很近。他从不避讳表现出对外界的防备（比如出行时必戴口罩以免打扰，他也不接受媒体的随访要求），但在学生面前，他完全打开了自己。他会和学生去唱通宵的卡拉OK，每年的生日会在课室里和学生一起过，甚至带着他们去毕业旅游。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位兄长，昵称他为“舟舟”（和“丹丹”字形接近，但又刻意追求不同）。他们在他面前也并无禁忌，哪怕触及他向来极为保护的隐私部分。
“王老师，你现在这么大了，也不成家，家里不着急嘛？”有一次，一个来台交换的大陆学生问他。他“哎”地长叹一声，模模糊糊敷衍几句，很快绕开了话题。
在课堂之外，他开办了“中国沙龙”，谈论中国问题，这个活动始于四年前，最初他只是想把与学生课外的讨论变得周期化，后来，这个活动面向更多人展开，每周在台北与他任教的国立清华大学所在地新竹各一场，有时在教室，有时在咖啡馆，通过电子邮件报名——王丹只接受学生，他不想把沙龙变成粉丝见面会。记者不能参加，沙龙不准拍照、录音、录影，王丹深知自己身份敏感，不想给参与者带来困扰。
中国沙龙无论形式还是规模，都颇像当年他还是北京大学学生时创办的民主沙龙——每次二十余人参加，这符合他的期待，人多了，反倒不利于讨论的展开。在台湾谈论中国问题，毕竟是少数人的兴趣，几乎没什么女生参加。王丹不希望沙龙变成八卦横飞的政治谣言茶话会，沙龙前他会布置任务，比如阅读胡平的文章、《阳光时务》的报道，有一次他还推荐观看某部反映南美独裁政权瓦解的电影。王丹或者他请来的嘉宾在开场做半小时到四十分钟的主题演讲，然后进入提问和自由讨论。而两小时的沙龙之后，仍有余兴的人一起去7-11便利店买啤酒喝，王丹请客。“每次要请好几千（台币），反正我那点儿月薪都不够我请人吃饭。”他告诉亚洲周刊。
统独大辩论是每学期中国沙龙的保留节目。参加者按立场分坐两侧展开辩论（可想而知几乎变成大陆交换生与台湾同学的辩论）。王丹设定规则，每人每次发言不超过三分钟、不许打断发言、不许鼓噪。他并不参与讨论，但会在结束后点评双方表现。
王丹撮合两岸学生交流
看起来，这完全不是一个谁能把谁说服的比赛，大陆学生侧重于谈国家利益与血浓于水的感情，台湾学生则在乎民主社会的保护与个人自由。辩论有时候会陷入车轱辘话。而另外一次，一个大陆女生激动地哭了出来：“我们对你们这么好，把你们当一家人，你们怎么还会想脱离我们呢？”
“我觉得统与独不是现实问题，也知道辩论没有结果”，王丹对亚洲周刊说，“可是我们要去政治化，大家都觉得这是敏感政治问题不谈，为什么不可以谈？多么敏感多么政治我们都可以谈。即使立场尖锐，也要面对面说出来。”他希望两岸年轻人能够学会倾听，保持交流。
某种程度上，王丹成了一座桥梁，连接起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人群。每学期中国沙龙会组织学生去宜兰游学，虽然很多大陆交流生平时不敢与王丹有太多接触，这个全程免费的活动足以将更多人吸引过来。每次成行的六七十个人里，陆生占了一半。他们会听绿营大老林义雄讲座，参观当年林义雄亲人被谋杀的故居，逛罗东夜市，晚上睡通铺。所有人一起行动，无论台湾人还是大陆人。“陆生只跟陆生玩，台湾生交流很有限。但通过王丹，大家有了沟通，而且得以坐下深入聊。”曾在国立清华大学交流的大陆学生陈轩说。
在二零一零年秋的那个学期，通过王丹的中国沙龙，陈轩结识了一位充满激情的台湾人。那人是王丹的学生，沙龙的积极参与者，但竟然熟读《资本论》，整天背着一个写着“农用”绿色的小包（代表着一个左翼农村组织）。今年三月，他与林飞帆一同领导了太阳花学运。他是陈为廷。
在当时，陈为廷并不为人所知。如果不是王丹，他也许很难与大陆人陈轩——甚至任何大陆人产生友谊。与沉稳的陈轩相比，他性格里充满了不安份因素。他也是一个公开的台独支持者，曾听到一位女生在和别人聊天时自我介绍是大陆来的，就冲上去开玩笑地喊了一嗓子：“我是陈为廷，我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的后果是，那个女生被吓哭了——后来他道歉了。
在王丹搭起的讨论平台，台湾人与大陆学生有了彼此了解的机会。陈轩慢慢知道，陈为廷虽然是个独派，但对中国充满好奇，对大陆学生也没有敌意。两人后来成为朋友，陈为廷还带他去台北过周末，参观他的中学。而陈轩交流结束时，陈为廷还帮学校的杂志采访了他。“那时候他就口才很好，敢打敢冲，所以太阳花学运为什么站出来的是他，我们一点也不意外。”陈轩对亚洲周刊说。
所有的偶然，循迹回溯，都能找到关联的线头。太阳花学运的另一位领袖林飞帆，在王丹二零一一年来成功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协助他在成大办中国沙龙。王丹像块磁石，身边集结起一批活跃分子。
从很多方面来看，王丹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他不会安排任何期中考试，期末报告页数够了一定给过。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关于六四事件的章节，他请吾尔开希讲课。而在最后一堂课，他分享人生经验，送给大家四个Tips，前三个都中规中矩，第四个是，“电子邮件二十四小时内必须要回”。而他自己的邮箱，早在第一堂课时就公布了，他还有点炫耀地说，Gmail刚上线他就申请了，所以邮箱正是他名字的拼音。在统独大辩论上，有一条纪律叫做“尊重王丹”。
“我小时候就是孩子王，他们都服我，宿舍大院里都知道。”说这话时，王丹带着一种近乎淘气的神情，“我就是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
与台北反服贸学运渊源
作为王丹的好友，吾尔开希也受邀来过中国沙龙两次。最近一次是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发生之后，王丹请他来国立清华大学讲维吾尔历史。三月十八日晚的中国沙龙，人数比往常翻了至少一番，有四五十人参加。但参与者原本可以更多，因为王丹的“嫡系部队”——和他颇为亲近的以陈为廷为首的一批热衷搞社运的学生，杀到台北反服贸协定去了。当晚，他们汇集林飞帆（此时的他已是国立台湾大学的研究生）的队伍，以令人错愕的速度，攻占了立法院。
那时沙龙已经结束，吾尔开希和王丹在酒馆里喝酒，手机上不断传来前方的消息。“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赶紧去啊。”吾尔开希兴奋起来，他对王丹说：“我们两人应该联手去。”但他反复劝，王丹都不肯去。他索性自己坐出租车狂奔四十分钟，从新竹赶到了台北。时值凌晨两点，学生们还未睡。他并不认识陈为廷等人，但学生们认识他，请他上台发言。
五分钟的演讲里，吾尔开希像是回到了当年的广场上。他很激动，声嘶力竭地喊出每一句话，而欢呼声不断响起。“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光荣的。”他最后说。这句话，像是在评价当年的自己。
演讲视频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他马上打给王丹问：“看到反应了嘛？”“看到了，反应很激烈。”“那你还不过来？”
“他第一时间没来，是因为性格不同。我对时机的敏感度更高。”吾尔开希对亚洲周刊说。“我想在最早的时间去，表达我们天安门学生的支持，提醒社会大众如何看待这些学生。”
王丹在凌晨四点钟到达，他与吾尔开希并肩站在一起。这一幕并不陌生，是天安门运动中的经典画面。而这一次，两位昔日的学生领袖，在一场新的学生运动中，再次并肩站在了镜头前面。
他们只是短暂的出现，不会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角。“很多时候很想进去跟他们开会，后来想想这是他们的光荣，应该用机会赢得这份光荣。”吾尔开希说。他只是在一开始时向学生们强调，要想好退场机制。后来几天，他们数次去探望学生，并未予以任何指导。
在王丹讲述中，并没有呈现太多以上细节。“那是我的学生，我作为家长和老师，不出现在现场出现在哪里？”他带着些许攻击性地反问。
在亚洲周刊的采访中，他用了较长时间为魏扬——那个被边缘化的因冲击行政院而饱受批评的学生辩护。“大家过度批判他们冲行政院，我觉得是不公平的。立法院和行政院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立法院可以？行政院不可以？群众运动本身就是激进的，带有冲撞性的，而且他们也有担法律责任，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政府也没吃什么亏。”在社交媒体上，他和吾尔开希均发表了支持学生立场的言论。
一些人对于他们的这种表现表达了失望。“二十五年过去了，他们居然什么教训都没有学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四君子之一周舵不留情面地批评道，他认为，太阳花学运是“无法无天、反动倒退、极左民粹的”。
王丹承认，他的观点在慢慢变化，“当然也受到太阳花学运的影响”。“我们对社会运动不要太严苛，因为社会运动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太早绝食了，路线激进了。可是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要求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就被抹黑，对社会发展不利。”
他谈及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和以往的表述有所区别。“我过去一直认为学生绝食时间点的选择值得反思。坦率来说，我现在有所改变，该不该绝食更重要，哪个时间点不重要。”（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他集合吾尔开希等六位学生领袖，不顾北高联和北大筹委会的反对，以个人名义发起了绝食，最终将事件推上高潮。）而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出狱后，他曾对曾劝学生停止绝食的学者包遵信说，绝食应该在五月十九日前停止，那样学生有主动权，更有利于党内健康的民主力量。九十年代末，他也曾说过，“学生有错，政府有罪”。
是进入中年后的王丹，从一个自我反省者重新变为一个激进者了吗？
对于天安门运动的反思，以及对当年学生领袖的指责，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这种批判很多来自于友军——曾全力支持学生的台湾与香港媒体，认为是“学生的激进导致了镇压”。有时候，怒火会直接指向个人。在王丹流亡美国之初的一次讲座中，有留学生站起来对他说：“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不去死啊？”
而纪录片《天安门》在彼时的广泛传播，让很多人感叹，对话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当然，那只是美国导演卡玛．韩丁所选择的一种讲故事的方法而已。片中，柴玲是最为激进的代表，吾尔开希也展现出颇具感染力的狂热一面，而王丹的形象相对温和。
人们对学生领袖的失望，也来自于民运团体的分裂。这些松散的个体，没有可能成为职业革命家，面对的却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焦虑感愈发严重。“中国政治流亡者影响力衰退，陷入匿名者境遇。为了确认自身存在，他们相互攻击。”评论人许知远在一篇文章写道。
“这种批判声浪袭来，这对王丹的震撼是很大的。他对自己要求比较严苛。”吾尔开希说。“但谦虚反省的时候把基本价值观忽略，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坏毛病，这是不讲真理只讲态度。”他说自己的转变，较王丹更早，现在的他认为：“八九年学生运动是人类两三百年现代历史里大规模群众运动里面最自我克制的一次，自始至终闪耀着和平理性的光辉。”
这种表述或许让人错愕。但如果意识到他们所扮演的公共角色，又能有所理解。因为一些偶然，他们被推上时代的舞台，又被另一种历史敍事迅速淹没，如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被修补再也找不到的弹孔。他们如果选择继续扮演公共角色，就必须背负那沉重的十字架，不断地矫正自己的心态。
为了死难者要实现理想
在王丹流亡之初，有不少人劝他远离民运，潜心学业，但民运领袖王军涛告诉他：“你今天能有这样的名声和话语权，其实是八九民运的牺牲者，是你这十年的代价堆积起来的资源，这些资源限制现在是你个人的，你不去使用，别人也用不了，它就白白浪费了。这样做太对不起那些死难者，也对不起你这些年的付出。”这番话让他坚定了未来的定位。
回到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那个深夜，放下电话时，吾尔开希知道自己迈出了面对幸存者负罪感的第一步。但他也说，“这个结，一辈子也解不开”。“要让那些为理想而逝去的人的理想，经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他告诉亚洲周刊。
在某些时刻，王丹也会讲起他的另一个理想：“我想回北大当校长。我只认北大。”采访中他多次重拾这个话题。“回去我就从北大校长当起，然后去改变中国。”他是个擅开玩笑的人，但这并不是一个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