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
在1980年代前出生的国人对于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是绝对不陌生的，其“臭名昭著”的“水牢”以及反映其对农民“残酷压榨”的群雕“收租院”迄今还刻在不少国人的脑海中，而且迄今还有不少国人并不知晓，“水牢”和“收租院”都只是当局出于政治需要而炮制出来的谎言，真实的刘文彩恰恰是一个大善人。
提到“水牢”，就不能不提及由此“声名鹊起”、曾“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四川大邑县农妇冷月英冷妈妈。据说早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爱国模范”冷月英就提出了水牢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刘文彩的侄子）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在此，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家的水牢。然而，冷月英的经历让上级主管部门深受启发，遂于1954年移花接木设计了“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方案。根据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一文，设计这个方案的目的是通过冷月英“解放”前后的鲜明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毫无疑问，这个目的达到了，由于在“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环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图片也都刻画得很惨”，所以每个观众都能“触景生情”，“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甚至有引起回忆自己或自己爹妈解放前受地主压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的。”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
不过，因为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尚称平和，刘文彩水牢还只是轰动一个小小的大邑，没有引出更大波澜。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其演讲稿则完全由主管部门提供。“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冷月英此时大概已是身不由己，讲台上的她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演员，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而台下的听众也随之泪流不止。通过冷月英“活灵活现”的演讲，人们知道：“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而冷月英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而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也有多种版本。不同的版本中情节各有不同。一会儿她说自己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会儿说她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一会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会儿说她是刘文彩的佃户；一会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本人，一会儿说坐水牢期间刘文彩提审过她。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诉，让听众们感同身受，特别是那些“一颗红心向着党”的笔杆子们纷纷从成都、重庆、北京等地来到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来切实体会水牢。水牢和冷月英从此走出四川，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关于水牢和冷月英的新闻报导、宣传画、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成为了刘文彩抹不去的“罪恶”。而水牢的主角冷月英“红”透全国，其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不过其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文革十年，据说她在全国各地演讲了一千多场，听众上百万。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也就永远地失去了利用价值。1981年9月15日，冷月英正式隐退，同年在接受陈列馆人员调查时称，“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此时，喧嚣一时的刘文彩水牢真相也由于知情人的披露、陈列馆的进一步调查而开始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水牢的存在被证实是子虚乌有，所谓的“水牢”不过是刘文彩存放鸦片的仓库。如今地下室门口的一块木牌上，只写着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收租院》的故事就是这样在当年一些人倚仗强权凭空捏造出来的。
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访贫问苦”，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14组（原建兴村4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艺术家们又说刘文彩每天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你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牛马不如的生活，你应出来控诉他。
谷能山回答说：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我吃。艺术家们接着给他作了许多工作，后来又对谷能山说：你是贫雇农，是无产阶级，是好人；他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阶级，你要给他划清界线。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儿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告诉刘小飞：他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5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他有个儿子在那里）。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此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没有两样。
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即《收租院》里的“风风匠”。
《收租院》里有一个因为交不起租而丢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给刘文彩喂奶的罗二娘的故事。罗二娘在诉苦会上说她给刘文彩喂奶，刘文彩把她的奶头咬了，还说刘文彩要强奸她。罗二娘第一次诉苦是在安仁的星廷戏院，当她说到上面那些事时，加之她使用的语言很污秽粗俗，本地听众当场吐口水，口里发出鄙视的啧啧声，还有的人说：“你（罗二娘）洗干净没有？”。
安仁的许多民众说，当罗二娘诉完苦走到街上，她的长子罗学成当众说她：你不要脸，你去乱说别个（指刘文彩），过去我们的锅烧坏了还是别个送给我们一口锅，别个看我们穷还送一头猪给我们喂。罗二娘的亲侄子罗大文说：罗二娘从来就没进过刘文彩家的大门，她怎么会去给刘文彩喂奶？罗大文还说解放初罗二娘没这样讲，土改时也没这样讲，是“四清”运动时大邑县朱部长（组织部副部长朱宾康）住在罗二娘家几个月以后罗二娘才这样讲的。罗大文还说过去每到过年，他们家和二娘家都得到过刘文彩发的钱粮，而罗二娘是本地长相最丑最不爱卫生的婆娘，本地没一个人答理她。正因为受人冷落，有一种发泄欲，罗二娘才为当局利用。1960年前后，罗二娘的丈夫罗吉安饿死，罗二娘的小女儿饿死，罗二娘的大孙子饿死，罗二娘的大儿媳饿死，一共饿死了四口人。刘文彩却从来没伤害过罗二娘。更可笑的是，当局还把罗二娘的故事放在《收租院》里。
《收租院》里说刘文彩的铁板租把农民一年的收成剥削得干干净净。采访片《大地主刘文彩》中有采访者问本地老人：刘文彩收的租多不多？老人回答：“不多”。四川是天府之国，一年收两季，刘文彩收租只收一季谷子，平均一亩一石，也就是一半，另一季麦子农民全部自得，民安三队的老贫农李福清说算起来交租占总收成的30%。而众多的老贫农，老佃户都说后来在毛时代交的公粮比给刘文彩交的租多许多。安仁的一个生产队长罗友志讲那时上公粮上米每亩350斤，上麦子200斤；刘文彩只收一石谷子，折合米只有290斤。
从四清运动开始，每个生产小队就安排一个工作组的人来与农民同吃同住，监视农民，每天不停的给农民洗脑，搞大批判，批判刘文彩剥削压迫农民，但在那恐怖的岁月依然有人公开说真活，如安仁合兴二队的罗建庭当时说：过去没吃的时候去找刘文彩，一去就把米要回来了，现在去找公社，这个批那个批，人饿死了都没批下来。他说了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于是大家就帮着传这句话，传得非常广，非常远，后来传到当局那里，就派民兵去把罗建庭抓起来开大会批斗，会完后当局威胁群众，谁再讲这种话抓住了后果自负。
《收租院》的解说词的笫一部份是：送租；第二部份是：交租；第三部份是：算账；第四部份是：逼租；第五部份是：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把这些文字读给本地的老佃户，老贫农听，他们都说是瞎球编的，90岁的李福清还说：刘文彩在的时候，这一带没有饿死人的事。刘文彩故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的马识途，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不慎透露了人民公社时期四川农民交公粮的情况：“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去镇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这些场景才是《收租院》的真实写照，却被拿来栽在刘文彩的头上。
马识途的文章还说：“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购20亿斤粮食，向中央说了大话，就要兑现，不得不把社员的口粮也征购了一部份，这样一来，哪有不饿死人的。”既然马识途的文章提到饿死人的事，那么那几年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据说省档案馆记录的是810万人。但据老干部邓自力（邓小平的兄弟）的回忆文章《坎坷人生》中的记载：“老陈说：‘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万，据公安厅统计的还不止这个数，不敢上报。’”1983年出的大邑县县志上有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元1950年303350人；1958年346770人；1959年317673人；1960年295188人；1961年281491人；1962年280906人。由此看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人口负增长了65854人。
而刘文彩的罪恶故事就是在大饥荒年代中着手编造的。也正是那个民众大量饿死的历史背景，编造出来的刘文彩故事才拿来疯狂炒作，推向全国。
《收租院》里曾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题目是《以阶斗争为纲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有段是这样写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拼凑反革命的还乡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使‘收租院’的悲剧重演，万恶的地主庄园再现，他的黄梁迷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被革命人民击得粉碎。历史岂容逆转，复辟不得人心。今天我们正沿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高歌猛进。”
当局把《收租院》的故事编进中小学的教科书，又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反复放映，更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大肆炒作，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为四川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刘氏家族成了宣传的牺牲品。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被迫远逃他乡，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他为人友善，从不与他人结怨。由于《收租院》的宣传，说刘文彩迫害农民，那里农民便把刘世伟全家杀了。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刘世伟被勒死。刘文彩的小儿子刘元贵被成都铁路局弄去劳改，也死在外面。
《收租院》中还有一个杀人霸产的故事，说刘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三个正在田里栽秧的贫农打死在田里。这个故事编出来后官方强迫曹克明承认，不然就要吊打他。曹克明被迫“承认”了。当艺术家把这个故事塑好后，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15年徒刑。邓小平上台后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5年把他放了。他不服，他到县法院去申述，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我们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曹克明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鸣，1982年走投无路的曹克明到大邑县人民法院门口服毒自杀。曹克明死前，一再对儿子曹登贵说：“你要为我伸冤啊！”
据《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3期报道，当年的地主小少爷刘小飞如今已为花甲老人，仍不知疲倦地为他的爷爷——“中国四大地主”之首刘文彩正名。从1990年代起，刘小飞开始自费调查刘文彩的生前身后事，造访一个个当年的佃户、长工和邻居。1998年刘小飞从大邑县城乘中巴车去安仁的路上，当司机得知他是刘文彩的孙子时，他对刘小飞说：“我爷爷今年95岁了，现在还在，他说的，当年在你们家交公粮的时候，八个人到齐了就开饭，结果编他妈B个啥子《收租院》出来！”有了当年老佃户的这句话，《收租院》所有的艺术性和它所有的思想性通通落得分文不值！
1941年，刘文彩为了兴办一所公益学校——文彩中学，看中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南面街口附近的一片稻田和罗、李、杨三家的屋基、坟园。刘文彩动员农民搬迁是这样做的：用自己的两亩地换置规划区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房换置规划区内的一间房。个别拆迁户还有额外的优惠。小农陈启贤本来只有十亩地，按照约定应该给二十亩，但是这时因为刘文彩手里的地契至少是40亩的数目，刘文彩嫌到县政府办事麻烦，干脆给了他40亩地。谁料陈启贤因福得祸，就因为这多得的20亩地，大陆建政后成分被划成地主。儿子陈泽章六岁时跟一个少年口角，那少年一边大骂“地主狗崽子”，一边举起扁担拦腰砍下去。陈泽章躲闪不及，从此终身残疾。陈启贤因为是地主，大跃进时“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大跃进”而身陷牢狱，妻子怕受牵连改嫁他乡。
刘文彩对学校的建造质量要求极高。他自己投资了3亿5千多万元法币（合当时美元200多万元），但资金还是很紧张。即便如此，刘文彩坚持不减一砖一瓦，高标准严要求，宁亏自家不亏学校。拿学校的礼堂来举例。修建此礼堂时，刘文彩要求尽量大些，但是要大到什么程度呢？长28米，宽23米，面积约644平方米，礼堂的房顶不用一根横梁，全是钢材焊接。刘文彩从成都请来了最好的焊接工人，买来了质量上乘的钢材。这个礼堂至今仍气派不凡地矗立在学校内。
文彩中学建成了。一个县级中学，它的规模让人惊叹，不说乡镇，就连大城市也不多见。开学典礼上，刘文彩当众宣布：“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刘文彩没有把学校看成自己的私产，放弃了校产，还规定自己的子女不得占有，更不能继承。刘家惟一保留的权力，就是对学校的监督权，及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口头宣布后刘文彩还不放心，他特意雇人把自己的训示刻在石碑上，把石碑放在文彩中学校园里，让天下皆知，以防后裔隐匿、篡改。
文彩中学高男一班学生彭学鑫，当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考入文彩中学后，他的学费和灯油费全部减免，所交伙食费也寥寥无几，因此在该校顺利地读完高中，后来成了著名的机械专家。彭学鑫曾这样回忆自己的母校：“文彩中学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把许多贫寒子弟培养出来，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不仅对贫寒学生照顾有加，对外地学生，刘文彩也想得周到。抗战胜利后不久，24军分到八辆卡车（24军为刘文彩六弟刘文辉的部队），刘文彩立刻挑了一辆，当成了文彩中学的校车，专供外地学生上学、回家之用，避免学生长途跋涉的辛苦。在教学设备上也花了大本钱，文彩中学尽量增加图书室的藏书量及其它文化医疗设施，还大量购进理化实验仪器，以便学生可进行分组实验。刘文彩还聘专人在安仁修造发电厂，给学校改善早、晚自习的照明条件。
学校建成3年后，安仁发大水，全镇被淹，大水从地势高的仁和街涌进文彩中学，积水一尺多深。退水后，刘文彩带人，把仁和街下挖了半尺到三尺，这一下，原来居高临下的仁和街从此比文彩中学矮了半截。以后再发大水，文彩中学得以保全，可仁和街却经常遭灾，当街商户损失严重。别以为刘文彩不顾别人的死活，被淹的仁和街是他独资兴建的，街上大多店铺是刘文彩自己的，所以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但为了中学，刘文彩也顾不了这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