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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主持人会被扇嘴巴

崔永元最近被采访时说,很看不惯现在一些节目的做法,比方主持人说请看VCR,‌‌‌‌“这都可以扇大嘴巴的‌‌‌‌”。崔永元说的是过去,那代人做节目,绝不允许直接丢个专业词汇给观众。但问题是,观众真的不理解吗?

我第一次听到VCR,一愣,随即大屏幕出现录像,就懂了。我爷爷快九十岁了,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照样知道VCR是什么。其实,观众对新名词的接受程度,要远远高出创作人的预期。但是,切不要以为主持人这么说就是对的。这其实是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但今天的节目糙到让许多主持人不觉得这是错误——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收视率。

但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小崔说得对,这该扇大嘴巴。

道理很简单。一档节目里出现一个VCR,观众能接受。但如果同时又出现VDR、VER、VFR、VGR,观众会恨不得把主持人砍了。因为这种表达太不友善了。观众要看的是节目,没有理由在名词上耗费自己的脑细胞。

牛逼的作家,往往就很聪明。像《射雕英雄传》开场,有个人叫张十五,这个名字就很好,远远胜过‌‌‌‌“张拾武‌‌‌‌”。因为读者理解‌‌‌‌“张十五‌‌‌‌”时消耗的脑细胞一定比‌‌‌‌“张拾武‌‌‌‌”少。(注意,我上句写的并不是‌‌‌‌“读者理解前者时需要消耗的脑细胞一定比后者少‌‌‌‌”,——只需指代三个字,还用‌‌‌‌“前者‌‌‌‌”、‌‌‌‌“后者‌‌‌‌”,是要逼着读者停顿一下想想谁在前边谁在后边么?那样写的话,一样该扇大嘴巴。)

金庸小说里有好多‌‌‌‌“丁不三‌‌‌‌”、‌‌‌‌“丁不四‌‌‌‌”这种名字,这比古龙的‌‌‌‌“西门吹雪‌‌‌‌”好。古龙的命名法写不了大场面,要是有一百人的场面,一会儿西门吹雪,一会儿东郭吹雨,一会儿南宫吹箫,就晕菜了。小说里,如果三个路人甲出现,宁可叫他们胖子、瘦子、黑衣人,也不要随随便便给他们取三个名字。命名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

古人就很懂得这一点。比如朱熹书里提到苏轼,会写‌‌‌‌“苏氏曰‌‌‌‌”,而不是‌‌‌‌“苏轼曰‌‌‌‌”。他会让读者的脑力尽量集中在一句话的内容上,而不是去关注说话的人叫什么。当然,名字不能删掉,那是掠美和剽窃。不过,冠以姓氏也够了。今人论文引用也不必处处称全名,有时仅姓氏就行,不然岂不是徒占版面和浪费读者脑力?朱熹称‌‌‌‌“苏氏‌‌‌‌”,已经很给苏轼面子了。更给面子的,称子,比如‌‌‌‌“程子曰‌‌‌‌”;不给面子的,称‌‌‌‌“或曰‌‌‌‌”。这样既体现了自家的标准,又节约了读者脑力。如果你的文章里净是‌‌‌‌“伊布拉希莫维奇曰‌‌‌‌”,读起来多费劲啊。

告诉你一个名字,你就和这个人发生了关系,达成了约定,这个名字就会在你心里占据地位。你坐地铁时和旁边人搭两句话,但一般不会去问他的名字,一旦问名字,就等于你有必要记住我。但其实谁都没有义务去记住谁。如果你在朋友婚礼上被介绍了一堆名字,回头又忘掉了一大半的话,就应该明白,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应当尽可能少地介绍新的名词,程序员在他的代码中,应当尽可能少地定义新的变量。

但有一种人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能用新词,绝不用旧词。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的内容足够空洞,所以不得不在形式上弥补。所以你只见他打threecountrykill,从不见他玩三国杀。

读一篇论文最气人的地方,就是读第一遍的时候心潮澎湃,觉得它讲了很多新东西,但一旦把那些新词汇换成旧词汇后,发现其实是老掉牙的东西。不过,这也是一种本事。我曾经翻过一本很流行玄幻小说,发现它其实是金庸小说的翻版,只是把‌‌‌‌“内力‌‌‌‌”换成了‌‌‌‌“能量‌‌‌‌”,把‌‌‌‌“帮‌‌‌‌”换成了‌‌‌‌“族‌‌‌‌”。

不过,如果你真的想介绍一些专门的东西给读者,就不得不引入新的概念。比方你想介绍佛教的因果理论,就不得不说说什么叫‌‌‌‌“六因四缘五果‌‌‌‌”。换做谁都只能这么介绍,不然就不足以谓之专门,只能谓之通俗。有次吃饭,某人告诉我有个教授叫陈寅恪,还说这个陈寅恪教授很厉害,他有‌‌‌‌“三不讲‌‌‌‌”。我就直接对他说,我对三不讲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陈寅恪讲过啥,他立马无话可说了。

如果下次有非历史专业的人跟你聊陈寅恪,你不要问他读陈寅恪的什么书,只需问他读过黄永年的什么书,就可以了。其实,我个人倒是很喜欢黄永年的写法,用口语,说俗话,但讨论的问题也不比陈寅恪档次低。专业人士要介绍专门知识给大众或者初学者,应该学学黄永年的写法。能讲得通俗不代表你水平低,不是满口之乎者也就牛了。

和黄永年相反的典型是姚中秋。姚中秋其实在奥地利学派方面的积累很不错,但他研究历史和儒学入门晚了,文言水平明显不过关。《国史纲目》就显得很吃力,比如序言,本来可以用白话,却偏偏想用文言,又用不好,结果不文不白。在还不能熟练掌握一个工具的时候,其实不妨用自己最拿手的工具就好。用高端的兵刃的人,不一定武功高。如果刚扛起屠龙刀,就晃晃悠悠站不稳了,还不如换个匕首,至少能拿稳。

有十二分力气的人,搞创作时,最好只使出十分力气。错误谁都不能免,这样至少保险点。比如朱熹写《周易本义》,许多地方直书‌‌‌‌“未详‌‌‌‌”。这让我很佩服很赞叹。试问今天有多少出书讲《周易》的人会在书里明说自己不懂?有时候读者都看出他不懂了,他还把读者当傻子。

古代人搞创作,一定会在自己技艺非常精纯的时候才搞。很多人一辈子也就著一本书,三五本就算多的了。今天,好多人半年就能写三五本书。曾经有朋友想让我写玄幻,告诉我写‌‌‌‌“张三说‌‌‌‌”、‌‌‌‌“李四说‌‌‌‌”、‌‌‌‌“张三再说‌‌‌‌”、‌‌‌‌“李四又说‌‌‌‌”,一句话拆成三句,就多出几十个字了。我是不会那么干的。别人送给我那种书,我都不会把它带回家,我家没有足够的空间放‌‌‌‌“张三说‌‌‌‌”。

古人如果活在今天,肯定要活活被饿死。因为古人做事,处处都体现工匠精神。但在今天,工匠精神一般人玩不起,除非你不打算靠那个吃饭。在古代,剃头的学徒,都要先练刮冬瓜:霜打过的冬瓜,把上边的一层细毛刮净,不伤到一点冬瓜皮。熟练之后,才能在活人头上练。今天的发廊小伙,上岗俩月就拿顾客练手了。很多剃了几年头的师傅,一剪子下去还扯得头发根儿疼。姜昆前两年说相声,和某小伙子对词儿,每句词儿声调语气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这就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习惯。而新一代说相声的,网上找点段子,拼一堆儿背两遍就上台了。

不过,很可能那些网上抄段子的还更叫座些。就像崔永元后来的节目,收视率一直下降,拼不过‌‌‌‌“请看VCR‌‌‌‌”的那些。其实哪个领域都这样,比如写文章,一个字一个词地去打磨,抠一个‌‌‌‌“了‌‌‌‌”字删掉好还是留着好,又删又添了四五遍,往往还不如随便找点段子语录大家爱看。

这点南怀瑾就很狡猾。他刚到台湾时,写了本《禅海蠡测》。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是一部想体现品位的书。但读者不买账啊,估计好多读者看见书名四个字里就有一个不认识,就直接丢一边了。南怀瑾还用骈文写,虽然很用力,却一点也不讨喜。后来,南怀瑾大概有经验了,直接把讲座录音整理那些口水话稍微整理就出版,本本受欢迎,因为读者能看懂。不过,但凡大众能理解的东西,能接受的东西,档次一定不会太高。释印顺的佛学著作水平很高,有几个人买?

‌‌‌‌“请看VCR‌‌‌‌”的主持人并没有被时代扇一大嘴巴,因为这是个收视率为王的时代。大家只关注你收视率高不高,不关注你节目糙不糙。而且,当所有的主持人都开始说VCR的时候,如果你不说VCR,而说录像,观众倒可能觉得你很土鳖。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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