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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天安门的亡魂仍然在困扰着中国和俄罗斯的独裁者。北京血腥镇压天安门示威已过了25年，尽管中国政府努力抹去那段记忆，但是天安门继续成为反对政府腐败和专制暴政无私抗议的象征。自1989年以来，全世界已听说了很多关于天安门的事，每年通过受害者的著作和中共当局“震耳欲聋”的沉默在重温这场悲剧。
然而，人们一直忽视了从国际角度来看天安门镇压。1989年北京的学生抗议运动并非发生在真空中；事实上，当时正值国际政治的划时代转变。经过几十年的对抗，北京和莫斯科已经修补了围墙，走向“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和解的高潮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问北京，就在6月4日天安门广场屠杀前没几天。
2014年6月4日，威尔逊中心的数字化存档公布了一套新的文件显示，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这场危机的。
戈尔巴乔夫来到了这座政治动荡冲击的城市。4月份，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裙带关系和腐败。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飘扬着呼吁民主自由的横幅，有的甚至把苏联的政治改革与中国共产党不愿意面对民主变革做对比。
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给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示威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把他们的情况绕过北京当局的头头脑脑，直接递给这位在他们心目中是将改革开放新时代人格化的男子。学生们甚至向苏联大使馆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与他们的英雄会面。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这一请求。
北京的抗议规模让苏联代表团震惊。“这是一场革命”，戈尔巴乔夫的心腹普里马科夫总结说，他是主张与北京和解的重要拥护者。苏联外交部官员Teimuraz Stepanov-Mamaladze揣测，“会不会我们正在与政治上的死人在恢复正常关系？”
戈尔巴乔夫本人担忧的是：他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国家动荡的中心，但至少这不是他的国家又让他松了口气。5月15日，他对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说，“在座的有些人提出要走中国道路的想法。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条路通向何方。我不希望看到红场会象天安门广场。”
5月19日，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两星期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当西方对北京的杀戮感到震惊，并迅速宣布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时，莫斯科仅仅是一般性地表示“遗憾”。6月10日，当时新当选的苏联国家杜马、人权倡导者萨哈罗夫走上讲台，要求召回苏联驻中国大使，但戈尔巴乔夫关闭了他的麦克风。
戈尔巴乔夫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方面投入了很多，这是其亚洲政策中唯一的重大成就，这让他根本承担不起去批评北京杀戮学生。他认为，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受到国际孤立和西方制裁，这给与中国拉近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可以把中国人与印度和苏联拉入一个“战略三角”的关系。“战略三角”是戈尔巴乔夫的长期梦想，是宣称苏联在亚洲领导地位的一种方式。
此时在东欧，发生了一些“更糟糕的事情”——共产主义政权在一个接一个的垮台。在波兰，团结工会赢得了选举。在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匈牙利，政治对话导致了走向民主化。东德和罗马尼亚在各自走向崩溃。
在此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开始改变了他对天安门的看法：这是维持稳定的必然代价。1989年10月4日，苏联政治局委员卢科亚诺夫报告说，天安门的死亡人数达3000人，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似乎泰然自若。“我们必须是现实主义者”，他说。“他们和我们一样，不得不挺住。3000人……那又怎么样？”
结果，在极少能“挺住”的共产政权中，中国是其中之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2月份罗马尼亚推翻了齐奥塞斯库，尽管此前他接受了当时中国的安全沙皇乔石11个小时的咨询——如何应对公众抗议。齐奥塞斯库弹痕累累的尸体照片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并给中国的领导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在想：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让他们免于类似的命运。
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北京继续给摇摇欲坠的苏联提供政治、甚至经济上的支持，尽管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感到恼火，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修正主义者，无法应付资产阶级的颠覆。不管怎么看他，对于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戈尔巴乔夫代表了另一种道路，把华府的注意力引到了欧洲，进而给北京更多的喘息空间。因此中国领导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防止苏联解体，目的是让它继续成为这个多极世界里的一个“极”。
对于中国共产党，苏共政权的生存，不论以何种形式，都是对中共不断减弱的合法性的支持。不出所料，北京欢迎1991年8月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根据解密的俄罗斯内部报告，引人入胜的新证据显示，北京事先收到了政变的消息，并与政变的组织者们保持秘密接触。
这次政变给了戈尔巴乔夫政治权威致命的一击，加速了苏联分裂。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从台上消失。北京急忙与继任的叶利钦建立关系，尽管他们此前曾嘲笑叶利钦是反革命败类和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北京本能地感觉到与强大的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将保证北京再也不会象天安门镇压后那样被孤立。热心反共的叶利钦也有这种感觉，他很快就从天安门镇压时呼吁断交转向以战略伙伴的名义给北京领导人“熊抱”。
此后这种伙伴关系发展成了一种准联盟，他们都对美国心生怨恨，认为美国破坏了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点：中国和俄罗斯的统治精英们都惧怕天安门的亡魂。25年后，这种恐惧犹存，中国一个小的抗议都可能变成另一个天安门；红场可能变成另一个天安门广场；不论中国和俄罗斯走哪条道路，都只会导致其专制统治的灭亡。
北京正是通过这种棱镜来看待基辅的事件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纠葛。是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很难自圆其说。是的，中国经常宣称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是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民族分裂主义的支持是在中国自己的伤口——新疆和西藏上撒了把盐。
现在轮到北京说了：“那又怎么样？”他们和我们一样，不得不挺住。
今年5月中旬，中俄的友爱关系在上海得到了充分展示。普京和习近平誓言面对被他们视为的外国颠覆要展示统一战线，并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天然气交易，证明中国将在俄罗斯需要的时候与它站在一起。如果说习近平帮了普京一把，那是因为他看到了乌克兰正在发生的危机。真正的恐惧是，乌克兰刚刚在基辅独立广场经历了自己的天安门抗议，这可能会动摇到俄罗斯，最终动摇到中国自己。正如在1980年代，世界另一头的一个火花可能在自家附近点燃大火。毕竟，造成1989年抗议运动的基本诱因：社会不平等、裙带关系和腐败，也是引发乌克兰抗议的原因。而在中国和俄罗斯，今天这些不公平现象比25年前更加明显。
在1989年，北京和莫斯科似乎选择了非常不同的道路，但是之后他们又回到了起点。他们都追求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并借助国内审查制度试图埋葬对国内起义的记忆。但天安门不会死。历史见证了正是这种强硬政策引向了那些死路，在那些路上仅有的选择是：屠杀或是崩溃。
（本文译自Sergey Radchenko于6月4日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题为：“我不希望红场象天安门广场”。译文略有删节。）
原文'I Do Not Want Red Square to Look Like Tiananmen Squ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