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新军
中国人缺乏血性，似乎可以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随处找到无数例子，但如果拉长视野，从大历史的角度，中国人似乎又是最爱造反的群体，造反次数之多，频次之密，为世界历史所仅见。绝大多数王朝的覆灭，都与各类大规模起义直接相关，陈胜吴广、赤眉绿林、黄巾张角、瓦岗寨、黄巢、红巾军、李自成……这些名字的后面，正是一个个被埋葬的王朝。
规模较小、频次更密的造反起义，就不胜枚举了。据统计，“东汉从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至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七十二年中爆发了三十六次农民起义，差不多两年就有一次。北宋、南宋共统治三百一十六年，农民起义共有三百五十八次（参见何竹淇：《两宋农民起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版），平均每年一点一二次。清代初年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前的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上述数字，引自季维龙“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多、规模大的原因”一文）。凡此种种，皆令人困惑：何以一个平时看上去缺乏血性，忍辱偷生的族群，却如此轻易地冲冠一怒，走上造反的不归路？要知道，在大一统专制之下，造反可属于十恶不赦，株连九族之罪。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民众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对比世界历史，中国的造反传统更加显得特别。日本战国时期的“下克上”、欧洲如德国闵采尔起义之类的事件，在其漫长的历史进城中，都是极为稀少的事件。在我的理解，这需要从中国独特的历史尤其是政治传统中去理解，中国是最早建立起中央集权帝国的国家，此后2000余年，虽有战乱与分裂，这一统治形态一直得以延续，“千年之狱”，长夜难明，应是解读造反频仍的关键。
欧洲与日本封建体制下小国林立，欧洲还有教会权力的存在，君主或藩主的统治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特性，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各级领主与臣民之间尽管有着上下之分，但也因各自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而形成了某种类似共同体的结构。领主固然从臣民中榨取经济资源，索取包括劳役在内的各种奉献，但也承担着诸如战争、治安、裁判等职能，这不仅使得政治统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在事实上限制了领主对臣民的无限剥夺。
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则不然，经由军事征服建立的大一统体制，在其顶端是以军事力量为根本的皇权集团，其下则是严密组织的行政官僚体系，不仅在政治上严格禁止挑战，即使在日常治理中，也赋予行政官僚体系无限的权力，于官员则称“大人”，民众则无不为“草民”。一边是高度集中、高严密组织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一边则是分散、孤立、低生产水平的亿兆草民。
官民之间不仅在统治关系上呈现悬殊对立的态势，更形成了一种单向的经济攫取。专制体制以少制众，为了维持统治，多依靠专横、独断乃至残酷的统治手段，以压制民众反抗，而为了维持体制运行，又需要在经济上持续地从民众身上进行攫取。两者结合之下，大一统专制体制成为了一部集压制和攫取于一身的超级机器。
在大一统专制帝国下，这种政治悬殊对立和经济攫取的运行，也就为民众的造反埋下了种子。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独大，使得官家恒大，草民恒弱，治人与治于人之间不仅泾渭分明，而且悬隔殊甚，体制可以任意作为，草民却不能有所抗争。官僚集团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本能，随着朝代建立的时间推移，官僚体制越发膨胀，平时的万马齐喑，又进一步刺激放大了各级官僚的贪欲，对民众的盘剥也就越发严重，所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加上依附于官僚集团的各种人员的侵渔，最终必然会威胁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最终，这种扩张连同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将民众逼入到了生存的绝境的时候，造反也就成为了民众最后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没有血性与频繁造反，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共同根源都是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独大。因其独大而具有压倒性优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孤立无援，无从反抗，显得没有所谓的血性，也正是因其独大而具有压倒性优势，专制政体对民众的经济攫取就不会遇到任何可见的抵制，就不会受到约束，而是持续扩张，最终，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大一统帝国的权力无远弗届，令草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官民实力如此天壤之别，专制统治又异常残酷，但是，已到绝处，草民依旧不得不反。吊诡的是，大一统专制平时的强大，也同时也注定了其覆灭的命运。首先，大一统帝国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将其统治推行到了其治下的每一层土地，同时也将其攫取和压榨送到了每一个臣民头上，这一统治的均质化，在平时有效地压制了民众，使其甘作太平犬，也使得各级官僚得以无所忌惮地放大贪欲，肆行压榨，而将绝大多数民众一步步地推向生存的底线，而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各地的民众就会因其共同的处境和命运从沉睡中惊醒，所谓天下景从也就不期而至。纵观历代形成规模的造反，无不是起于一点，而迅速蔓延，即可为证。可见，专制统治越彻底、越完备，其造成的苦难就越普遍，后果就越具有爆炸性。大一统专制帝国与生俱来，就携带了这种自我毁灭的基因。
中国历史上造反频仍、王朝更迭的现象，也被总结为所谓的王朝周期律，早就为历代儒生们所熟知，为统治者建言献策的儒生们绞尽脑汁，试图为此开出矫正的药方，但细究其药方，不外道德性的劝诫，试图在统治阶层的内心植入约束的训令，尤其是通过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垂范，上行下效，阻止或者至少减少毫无节制的压榨攫取，以避免造反所带来的社稷倾覆。
不用说，儒生们的努力是没有效果的，这不仅因为道德的训诫在人性的贪欲面前往往是无效的，更因为儒生们没有认识到，这种王朝周期律的背后，是一种由特定统治方式所造就的正反馈机制，没有反向的制约，只有犹如癌细胞一般的单向扩张。而要结束这种正反馈，不可能仅仅依赖道德的力量，而是必须在制度运行中引入反向的力量，也就是通过社会集团之间的制度性博弈，形成约束机制，这一恶性循环才能够得以结束。用今天的术语而言，也就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宪政体制。而只要没有能够有此种制度上的安排，只要权力依旧是无约束的运行，看似没有血性的芸芸众生，转眼之间就会发出怒吼，所谓的王朝周期律，也就将再度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