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只是报纸的宣传话语，一种形象化的口号。“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才是正式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语言。“横扫”与“清理”异曲同工，而1968年“清阶”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1968年中共中央指挥下的“清理阶级队伍”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阶”不仅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甚至也比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更为恐怖。
打倒刘邓后，收回“民意”牌
共产党的宪法倒写明了，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做样子的，中共执政十七年，从来没实行过。
早在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就有人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当然，写这张大字报的人被送进了劳改农场。
到了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其党内的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才有限度地给了人民一点写在宪法上的自由，给了人民一点集会、结社的自由。他允许人民成立组织，许可民间出版刊物。那并不是为了实施宪法，还政于民，而是为夺权而实施的权宜之计。
尽管对人民的控制只放松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台还是共产党垄断着，毛泽东也看到了允许人民结社成立组织的后果。对人民的控制只能放松一时，言论出版自由绝不能长期实行。只要打政敌的目的一达到，他就要把给人民的那一点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1967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
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2]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
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后，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
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后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1968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3]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1968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4]“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5]
因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6]此后，“清阶”即成全国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
共产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军队控制社会。一切都是旧的。唯一的新东西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阶级宣传队”。
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了。又轮到姚文元替毛泽东阐述其思想了。他的文章名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党领导一切。党又胜利了。工人是点缀品。工人在“工人阶级宣传队”里是跑龙套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主要头目迟群、谢静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才是这场“清阶”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遍布全国的“红色恐怖”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7]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8]这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类人”。被归于“××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政治、经济大扫除”
台风最大十二级，可是江苏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县的口号是“横扫政治垃圾”，六八年九月在县城召开大会批斗、挂牌游街；全县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余人。[9]
“红色台风”：第二次抄家
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余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10]
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11]
湖南醴陵县，“九月九日，全县开始刮‘红色台风‘，大清查、大批斗，抄家9，824户。”邵东县，“九月七日、二十七日两个晚上，全县统一行动，绑走所谓‘坏人’9，243人，查抄财物折人民币71万元。”[12]
江苏如东县也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六十人被关押，一百八十三户被封门抄家。1966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干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13]
湖南邵阳县，在三次“刮红色台风”行动中，抄家9302户。
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287，885元。没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14]
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70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两万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查“二十六种人”，共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自行车、收音机。[15]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
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四百多人被抄家，抄家过程中造成十人死亡。[16]
江西大屠杀
江西在全省“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在“三查”中有个口号，叫“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结果便是胡乱屠杀。
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17]
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又到县里去听了一个报告，题为“燃起‘三查‘万把火”。回到大队传达说：“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他还从县里学得一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后，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18]
江西在“三查”中疯狂屠杀“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19]
瑞金县发明了新名词：“民办枪毙”。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20]
怎么杀的呢？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一个是“现行反革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一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
有一个人民公社，把揪出来的各种“分子”集中起来，要他们到山上去挖树洞，分散开，见不到彼此。谁报告说“挖好了”，还不等他说完，看押的贫、下中农就一顿铁锄，把他打死，埋在那个“树洞”里。
各种“分子”的子女也杀。有一个公社，把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个个捆在树上。正在这时，县委来通知，因为杀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这个公社的负责人说：“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孩子就这样被杀害了。
掌权的军人是指挥者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跟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政权。
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的口号是“捣老巢、斩黑线、挖隐患。”1968年8月下旬，湖南省军区在南岳召开“刮红色台风”会议，提出：请农民进城抓坏人，“清理阶级队伍”。邵阳县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柴德林提出“台风刮12级不行，要加大到24级。”他先后三次组识12万农民进城，背起梭标、鸟铳，挂起“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招牌，进驻县党政领导机关、厂矿、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抓人。县委和县人委机关支持过群众组织的中层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出身不好的人，站错队的人等，三分之一以上有机关干部被五花大绑，头戴高帽，身挂黑牌，游街示众。
1968年八月，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搞了个“省市文化系统学习班”，将省直和长春市的文艺工作者全部拘留，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
大庆油田自1967年三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六八年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21]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1968年四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行了美人计。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后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并上吊死。事后，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22]
天津市塘沽碱面厂有八个工程师，被军管会定为特务。军代表指挥打手，将他们抓起来不久就用种种酷刑全部害死了。其中一位刘姓老工程师的妻子已五十六岁，也被关押。她被逼交出电台，交不出就打，就不给饭吃。折磨了两年后回到家里，军代表扔给她一个骨灰盒了事。[23]
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八百○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24]
各类“敌特分子”遍布全国
由于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点瓜葛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
苏联、外蒙古、朝鲜都“修了”，所以还要抓这三个国家的特务。从一九三八年起，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一。清阶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他的战友们“关的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25]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所以重点是抓“日本特务、苏联特务、国民党特务”。嘉荫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关押539人，共用刑罚33种290样；致死76人，致残192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蒙古、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26]
“国民党特务”冤狱遍地
由于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地“清阶”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国特”冤狱遍布全国。
1968年六月，王洪文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在《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做报告说：“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国民党的特务、叛徒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二百多名。”[27]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28]
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致死十多人。[29]
1938年周恩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招牌，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各队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领导，直到抗战结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别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敌演剧队成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30]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现在就成了“反动军官”。1968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一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五十多个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31]
黑龙江省宾县弄出“常安国民党部”、“猞猁国民党建军”、“猴石国民党部”等组织，揪斗近千人。其中一百四十三人致死，另有三十二人致残。[32]
北京密云县，“制造了‘反共救国军库北地下野战军’假案，有一百余人遭陷害，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33]
前所未有的农村“阶级斗争”
驻上海川沙县的军宣队、工宣队在金桥公社制造了一个“青年反共救国同盟军”，在蔡路公社弄出一个“青年救国军”，“进行破坏性抄家，逼取伪证……有二百十五人受残酷迫害，致死的二人，致伤残的二人。”[34]
陕西安塞县是个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县，“清阶”持续两年多，弄出一大批冤、假、错、案，“十一名干部、职工自杀，农民十二人自杀。”[35]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调防时各店铺门口都放水一盆镜子一面，为其送行。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一九四九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在台湾被枪决。1968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五百户的庄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1968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全国被揪斗者近三千万
这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数量之大，空前绝后。
为了对敌人形成威慑，一般都先将各类分子“示众”。譬如河北成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大会，把全县的各类分子揪到会场“亮相”，拳脚相加，令其爬行。会后层层仿效，捆绑吊打遍及全县。
云南瑞丽县搞的不是游街，而是让老百姓“观看”各类分子。观看前，先给分子们套上书写了各人罪名的麻袋，拳打脚踢。而后让他们跪下低头，供人“观看”。由于“分子”的人数太多，“县粮食局的商品麻袋几乎用光。”[36]
更普遍的是游街示众：各“分子”一一挂上注明其“身份”的牌子，被解押游行。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譬如河南新安县，六月召开“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将各类分子游街示众。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的有一万多人。江苏昆山县总共四十六万人，“学习班”办了一万一千多个。各类“分子”天天挂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一万八千余人。”[37]
贵州思南县甚至有三岁的女孩和五岁的男孩，因撕破了毛泽东像，被挂上“现行小反革命”的黑牌。其母被勒令抱着孩子在县城游街。[38]
江苏省，武进县“刮红色台风”期间揪斗了一万四千六百多人。如皋县，“全县共有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人被揪斗。”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阶”，“至1969年底，全县有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先后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39]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八千四百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40]
各省均不相上下。除极个别的县份[41]外，一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如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42]
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者有)一万二千余人。”[43]
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一万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为“敌我矛盾”。[44]
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一万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两千六百多个各类“分子”。[45]
只有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才不到一万。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揪出”了三千多人。十二万人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2，648人。人口3.25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其中八人自杀。[46]
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看，一个公社达数百人。如岳阳县乌江公社“集训审查”了六百多人。[47]
全国两千余县、数万人民公社，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
农村“新挖出阶级敌人”数百万
当时盛行一个词，叫“漏网”的什么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网右派”、“漏网反革命”。在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的“漏网者”都算是“新挖出的阶级敌人”。譬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清阶”中“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衡阳县，“有2，528人被打成‘叛徒’，5，005人被定为‘特务‘，14，909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48]陕西长安县，“查出”所谓“阶级敌人”4，334 人。[49]
上海川沙县，除叛徒、特务、走资派外，更着重于揪“漏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九类对象”共揪出四千多人。
河北阜平县柳树底大队，“总人口1，300人，打成‘国民党‘的有264人……除四人有历史遗留问题外，其余260人都是被逼供‘乱咬’出来的。”[50]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至1969年二月，全旗“挖出”新的“阶级敌人”6，666人。批斗拷打之中，“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51]江西景德镇“新挖出敌对阶级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156人，富农145人，资本家464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207人。”此外，还有三百八十个“怀疑对象”……[52]
“群众专政指挥部”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也就是“革命群众”有权对所谓“反革命”实行专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如江西万年县总共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七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53]
吉林伊通县成立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各公社分别成立“群众专政小组”，制造出“红旗党”等三起假案。“受株连的干部、群众589人，致死14人，致残48人。”[54]
1968年五月，山西乡宁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又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55]
1967年冬，广西容县城厢区对“四类分子”实行“群众专政”。“全区19个乡，除木井外，18个乡都召开了‘群众专政’大会，先后乱杀死133人，逼死50人。”[56]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人。一次杀了干部和群众12人。[57]
有的地方不叫“群众专政指挥部”，名称变种，干的事与“群众专政指挥部”无异。譬如浙江武义县5月1日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先后关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伤的181人，被打死、谋害和自杀的59人。”[58]
造反派被“清理”
其实，文革中无论哪一派，包括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没有造共产党反的企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威胁。造反派已被缴械，可是执掌大权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们对参加了失败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运动初期斗争过党的干部的人，无例外地利用“清阶”予以清算、镇压。
1967年二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被捕、四月《十条命令》下达后获释的人，大多数成为“清理”对象。譬如湖南宁乡县，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罪名关押，“自此造反派组织解体。”[59]
湖南邵阳县，在县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柴德林指挥下，凡曾站在支左办公室对立面的群众组织头头及相关人员全部被抓，所有的群众组织全被冲垮，全县上下，到处一片吊打声。七里山园艺场22岁的回乡知青向启文、24岁的国营河伯岭林场工人蒋绍毕，都因参加了“湘江风雷”群众组织被活活打死。该县小溪市公社群众组织“资江烽火”，有九千多人，是全县最大的群众组织。“刮红色台风”时该组织中被关押吊打的有264人，死3人，受株连者不计其数。
大学是“清阶”重点
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阶”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60]
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五分之一被“审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61]十二人自杀，包括水利工程系教授陈祖东、李丕济，以及在北京香山双双上吊自杀身亡的基础课讲师殷贡璋、王慧琛夫妇。
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阶”期间，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杀。[62]
苏州大学有十几人自杀，基本上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跳楼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还有喝农药的，自己用斧子朝脑门上砍死的。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浩煊，于六八年七月自杀身亡。
华东师范大学的“清队”运动为时半年，“八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杀”。“自杀犹如一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63]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世英因“反革命”案被关押。1968年四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打死后，又从三楼窗口扔下，年仅二十六岁。周恩来闻知此事，欲安慰其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夫妇，却急不择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64]
农村中小学教师遭殃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阶”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河北邢台县有四百多名教师在“清阶”中被“审查”，八人被逼自杀身亡。广东和平县，共有一千一百余名中、小学教师，被抓起来“审查”的多达四百二十四名。山西省山阴县，六百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阶”，在残酷的“清理”斗争中，“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65]
邵阳县小溪市公社原有教师73人，被揪斗批判的有57人，打死一人，重伤六人，开除九人，辞退三人。县一中是湖南省属重点中学。老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陈剑候被活埋，易权民被沉河，刘文林、邓星杞被迫自杀，李江被判刑坐牢，还有五名出身不好的教师被开除回家。全县中小学教师死了29人，其中8人系重刑当场致死，16人被迫自杀，5人被打成重伤后不治身亡。教师中被刑讯逼供，捆绑吊打的857人。
科研单位“开杀戒”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阶”。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在该厂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象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和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声称“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先后枪毙了五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十六个待日后枪毙人时用以埋尸体的坑。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66]
英文里，中国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五月下旬，“清查”的台风刮到该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拷打是题内之事，“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含冤致死，不少人受伤致残。”[67]六八年十二月，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被省革委会指示撤销。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6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一九五○年自美国归来，一九五七年成为“内控右派”；如今则加了个“反革命特务”的头衔。1968年十月，他在“牛棚”内服安眠药自杀。于是“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以看望多日不见的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一并服药而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的“工宣队”联合成立“专案组”，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一下株连了几十个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这是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将其“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69]
文艺界大恐怖
张海默，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1968年五月十六日被装入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年四十五。
在江青说“上海人艺还是老家伙霸占舞台，最坏了”后，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被连续三天拷打逼供，自杀身亡。
四川省级文艺机关团体被集中起来办的学习班里有“专政大军”，几个月间打死逼死七人，包括著名的电影演员冯哲。被打伤的达四十余人。“在专县，打死迫死，打残打伤的不胜枚举。川剧名演员张德成、琼莲芳都是这样悲惨死去。”[70]
三月，上海当局宣布拘留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对儿媳说：“别哭了，一切都结束了。”遂绝食，三天后死去。
四月，一代名优黄梅戏名角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三十七岁。
十一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单独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云珠回到“牛棚”，女演员王丹凤、黄宗英均发现她表现异常，但没能探问出缘由。当晚，她从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71]
革命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的。〖文牧原作，汪曾祺改编〗上海钢管厂的青年工人谈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专利样板，原来的沪剧不得再登台。他与几位沪剧爱好者组织起来，在里弄里演出了《芦荡火种》。1969年九月，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徐景贤，徐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说“这不是一般的演戏，这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四位沪剧爱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贤说，应该判处谈死刑，谈元泉就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72]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的母亲、女作家谢冰莹抗战胜利后赴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再也没有回来；父亲符号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成右派，已被遣送回湖北老家。有此父母，符冰是戏剧学院当然的“清阶”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跳楼自杀身亡。学校给其父符号发电：“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73]
六八年三月十三日，上海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贺绿汀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电视斗争大会》，一周后“上海市政法指挥部”逮捕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四月四日，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将贺的女儿、该院学生贺晓秋关押审讯。六日，贺晓秋留下遗书后，自杀死去。[74]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一九五九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一九五七年他归国时才十九岁，可是也是“特务”嫌犯。六月二十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教练傅其芳一样，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年仅三十岁。[75]
老工人也被“清理”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变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于1968年九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一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作为“清阶”运动的学习文件，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宣称该厂“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大搞毛泽东的“群众办案”，将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审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处理的工人、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类帽子在厂内“群众专政”，四个“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说了一句“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的、无意将谜底为“烂肉好酒”谜语写在周恩来、江青讲话小册子上的，或生产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一个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76]
由于该厂是毛泽东亲自搞的“样板”，全国各工厂都将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当作主要清理对象。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人后还说：“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刮出两千多，不算多。”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由于以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全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全国各地石油部门都有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职工。“玉门潜伏特务”案还便波及到了全国石油部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77]
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32109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连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宣布“陕西敌情严重”，全省大揪“国民党特务”。在汉中的飞机制造厂一七二厂，从在国民党时期就在工厂做过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将六十多人抓进“学习班”，用刑讯逼供，然后扩大“特务集团”的范围，有五百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一千多人。在审讯中，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是土方，烤大灯泡、关干燥箱、全身通电用的则是现代化设备。运动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个听说丈夫被定为“特务”、用煤油浇身自焚的家属。全厂另有十五人自杀未亡，七十四人被打伤打残。[78]
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来，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没喝到一口水、还在炉边干烤的情况下，他被迫乱说一通，说在一九六二年参加过“反共救国军”，还是个“副司令”。矿革委会往上报告邀功。上级也正需要出战果，于是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省里。胡炜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连不识字的、以卖豆腐为生的也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也成了“胡宗南部少将旅长”。五百多人无端受株连，八人含冤自杀。[79]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该局一场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诬为特务组织的成员，关进“牛棚”：凡被揪进“牛棚”的，一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将“特务”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务”们用小便互相冲脑袋；逼迫他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后官方的记载说：“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80]
若干大案
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人被关押，一万○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两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残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临沂地区弄出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一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伤致残，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81]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82]
1967年九月，黄永胜给江青写信，建议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问题。结果七千多人被批斗、关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长林锵云夫妇等。[83]
北京公安局的十名正、副局长及七十二名处长、分局和县局局长被定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后，送往劳改农场。[84]
由于江青说天津市公安局“专了我们的政”。于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北京公安局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劳改农场。[85]
河北深泽县是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江青指“深泽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后，天津市有三百○七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去抓叛徒。深泽县“清查叛徒领导小组”派出一千多人外出调查，查了5，657人，斗了1，845人。46人被划进“叛徒集团”，36人被迫害致死，6人致残。“抓叛徒办公室”还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一排排弯腰挂牌或戴着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过“货”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连的达三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仅一个村子中白庄，就在“深挖叛徒”时打死了三个人。[86]
湖南邵阳县血案
1968年8月4日，湖南省邵阳县发生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名义屠杀地富及家属的事件。县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柴德林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要求干部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绝对不能向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泼冷水。”
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创造了“铳决”一词。在一张“布告”上写道：“×××，男，现年38岁，家庭成份地主。……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铳决。”因为政府杀人用“枪决”，农民没有枪，用“铳决”。
直至8月24日驻湖南省的第47军139师施工连到达邵阳县，施工大队的副政委陶柏荣在塘田市见到一队农民手执各种武器，将被捆绑成一串的五个人推到河里淹死，立即与当时靠边站的塘田市区区委书记的宁斌会商，次日以47军师政委的名义召集区、公社、大队三级干部紧急大会，宣布杀人要偿命，方止住塘田市区的杀人风。据宁斌回忆：“据当时区委秘书统计，二十天内被杀310多人。其中大会前280多人，大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有少数人怕被其后人报复，偷偷摸摸的搞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故大会之后，又追杀了三十多人。”[87]陶柏荣又以“师政委”的名义打电话给县“支左办公室”柴德林政委，要求刹住乱杀人之风。该县的杀人风方于9月初平息。据1974年1月邵阳地委、邵阳县委联合调查团调查，该事件中全县共抓捕11，177人，关押7，781人，打死、杀死322人，669人被逼迫自杀，共计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残。[88]
少数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凉山彝族区的“罗罗王国”，1956年“民主改革”后，黑彝阿侯(奴隶主)交出一切财产，仅留一点土地和牲口维持生计。十二年过去了，阿侯还是被视为奴隶主。副县长批准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乡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一个阿侯家的卧在血泊中的儿媳妇身下吮吸奶头的婴儿，被一位当年的女奴隶救起，躲往另一个部落，扶养成人。而那个区革委会主任杀人有功，升任副县长。[89]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评审四类分子”，刑讯逼供，“在批斗会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达六人，被迫自杀十人。”[90]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清阶”中重划阶级成份，“共挖出‘阶级敌人’6，666人。”死亡三十七人，致残三十人。[91]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屠杀
1968年3月，广西宁明县由军队“支左”人员主持成立革委会后，即将一个群众组织“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军队、民兵围剿，“枪杀、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92]6月中旬凌云县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德堂布置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牛鬼蛇神”拉到街上批斗。19日晚，县人武部第一政委赵永禧等数十人被拉到街上，其中赵永禧等11人被活活打死。次日，王德堂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说：“群众运动死几个人没有什么奇怪，这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等等。并布置说：“各公社回去后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从那天起至8月，全县280人被杀害，140人被迫害后自杀。[93]
如果说宁明、凌云县的屠杀还是零星、个别的行动，到“清队”时就变成了全广西的大规模杀戮。
196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后，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继续与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斗争。韦国清为控制全自治区，从1968年六月开始对“四•二二”实行屠杀。这场由广西军区组织，各县人武部具体执行的大屠杀，使全国文革期间任何一场杀戮都相形见绌。因官方承认“四•二二”派也是“革命群众组织”，便将“四•二二”派冠以国民党“反共救国团”而屠杀。
1968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与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号召全广西人民缉捕“反共救国团”成员。继而以毛泽东的“群众专政”为根据，由“联指”派成员执行屠杀任务。即捕即杀，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二十年前的贫农被发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宾阳县“联指”凭恃县武装部的支持，在乡镇墟市上见到“四•二二”的人就乱棍打死，街上摆满了死人。杀完了对立面，再杀五类分子，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杀害。
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部分是农民，部分是华侨。华侨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员，被活活打死的有一百多人。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派了一个连去县武装部，缴了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武鸣县各公社在声讨“反共救国团”会上当场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亲属。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94]
宾阳县革委会发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后，全县开始疯狂打人。县医院院长以及内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95]
八月十六日，上林县三里区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二十三种人”(各种“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犯过错误的”)，还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一百六十七人！据新编《上林县志》说，这仅仅是该县“成批杀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96]
为图省事，往往将“四•二二”成员押到江边，打死后推入江中。一天，武宣县畜牧场场长在柳江钓鱼，见到从柳州方向飘来尸体，十分钟内数了九具。作家秦牧说，当时广西“大量尸体被绑在木排上，从梧州一直飘流到广东的肇庆等地。”[97]
各县解决后，广西军区便对南宁、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据点实行总攻。枪炮、坦克、水火一齐上。因据守南宁展览馆的“四•二二”成员躲进地道，当局采用水攻，下游水库关闸，上游水库放水，一直淹到该城最高点火车站。地道里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无人知晓。
官方的数字是：“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33％。”[98]
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案
1968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自治为目标。一九四六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动。〗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99]
所谓“审查”，完全等同于法西斯残害。一个被诬为“内人党”的男青年拒绝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个才二十岁的“内人党”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个女青年被疑为“内人党”，审讯时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去。[100]
汉蒙杂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内人党”，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就有十四口被整死，还有十六人被拷打而终身残废。武川县自十月起挖“新内人党分子”，“至次年五月，全县有八十人死于非命，伤残者甚众。”[101]
整个内蒙因“内人党”案被刑讯而造成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102]
疯狂的云南“划线站队”
1968年八月，谭甫仁从北京飞赴云南，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他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他发了很多指示：“(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103]
于是，全省各地层层“划线站队”，大批人无辜被害身亡。譬如腾冲县召开党代表大会，“会上‘划线站队’，对干部进行批斗、押、绑、吊、打、游街……会后，从上到下层层‘划线站队’，被批斗人数达4，654人，吊打致死15人，逼死71人，打伤致残247人。”蒙自县“被捆绑批斗的2，624人，打伤385人，打残103人，非正常死亡67人。”思茅县“打伤致残95人，非正常死亡56人。”[104]
仅下关市一地，为追查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分子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的“慰问‘滇西挺进纵队’”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曲靖和昭通地区的所谓“滇东北游击军”案，牵连六十万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105]
“清阶”期间，云南省会“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106]
1968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他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了赵健民。随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一子虚乌有的案，云南省就有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107]
文革中死亡最多的运动
“清阶”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阶段。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零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就全国而言，“清队”中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文革中任一阶段。
超过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譬如上海宝山县，横扫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七十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另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108]
超过文革中的武斗。如上海郊区青浦县1967年下半年开始小规模武斗，断断续续一年，总共死亡二十人，伤一百左右。可是从1968年三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从四月开始成立各级“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光打死、自杀的“清队对象”就达一百七十人。[109上海县，“清队”中“5，600余人被审查和揪斗，385人非正常死亡(不含1984年划出的龙华、漕河泾、北新泾三镇)，约占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110]
又如江苏海安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共四百十七人，其中大部分是‘清队’造成的。”[111]
自杀者远多于被打死的
就全国而言，自杀数远大于被打死的。“清队”中被迫自杀者多达几十万。如四川射洪县，“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以致先后自杀七十三人。”[112]
譬如人口仅六万多的辽宁长海县，在“清阶”中一百零九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为被逼无奈而自杀。”陕西汉中市清出“阶级敌人、残渣余孽一万零四百十四人。”“五十人自杀，七人逃跑。”上海宝山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四人中，死于自杀的为二百二十人。此外还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113]应当也都自杀身亡了。
一般每个县非正常死亡百人以上
“清理阶级队伍”并不仅仅宣布“挖出”某人属某“分子”、开个批判斗争会就完了。在“清理”过程中，古今中外人类所能想得出的所有酷刑，几乎都同时在全国各地施行。大批无辜者死于酷刑或自杀身亡。
辽宁台安县成立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的革委会后，“按全国统一部署……搞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114]
许多人在“清理”、“审查”中被毒打致死。如贵州习水县，“深挖‘四种阶级敌人’”，“挖出548人”，其中“120人被捆打致伤致残，34人非正常死亡。”[115]
全国两千余县，大多数县在“清队”中死了一百多人。譬如北京郊区怀柔县，11，148人被“立案审查”，2，362人被揪斗，110人非正常死亡。[116]又如云南镇雄县，省革委会派去工作队“指导”运动，“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非法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117]
河北成安县，一百二十五人非正常死亡，致残八十八人。黑龙江省宾县，揪出各类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斗人员的15.45%。致残32人。”[118]河北阜平县，“清队”中“1，052名党员、干部被立案审查，110名干部被迫害致死。”[119]
人口较少的小县“清阶”中死人数才少于一百。中苏边境上的爱辉县，人口仅数万，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望奎县“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人口三点二五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一一五五名，其中八人自杀。[120]
若以区和乡(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挖出”十三个“反革命集团”，整死了二十人。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121]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阶”时“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安徽金寨县古碑、七邻湾两个公社，“使用十多种刑罚搞逼、供、信，致死三十多人”。[122]
若再将单位缩小至一个村(生产大队)，也有数字记录在案：吉林省延吉县军管会和革委会号召“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该县桦田大队一百一十户人家，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123]
许多县非正常死亡高达数百
这场运动，有不少县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二百人。
如上海松江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金山县“被逼自杀的达二百九十一人，六人出逃。”川沙县，“有二百九十三人被迫害致死。”[124]上海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四百五十六人。”[125]
云南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一百二十一人非正常死亡。”广东和平县，“非正常死亡二百四十三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者七百五十余人。”[126]
吉林省榆树县，“仅1968年清队扩大化，就使无辜的干部、群众死伤达一千八百多人。”[127]
1968年七月下旬，广西扶绥县革委会派出工作组到各公社“清理阶级队伍”，“造成非正常死亡五百多人，致伤致残多人。”[128]
又一个“扩大化”
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毛泽东的肃反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毛泽东搞反右运动，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死后，中共说，搞是应该搞的，但是搞“扩大化”了。
十年后“清阶”，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又说是“扩大化”了。
不同之处是，“肃反”和“反右”的“扩大化”是毛泽东死后其继承人下的结论。而“清阶”，毛泽东当时就不得不承认了。
由于“内人党”案件，“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纷纷到内蒙古军区司令滕海清的官衙前呼救。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给他写信，报告内蒙揪“内人党”的情况，周恩来才采取措施停止了这个运动。
毛泽东说：“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向内蒙古人民道歉，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而已。
在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轻描淡写地说：“清理阶级队伍……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129]
1968年、1969两年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大规模迫害人民的罪行，其罪魁正是毛泽东。
【注释】
[1]图们、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第25页。
[2]《文化大革命若干大事件真相》(沈阳：《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第82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95页。
[4]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5]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6]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7]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
[8]1967年12月22日中央中央《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引自《人民交大学习资料》一九六八年第七号。
[9]《武进县志》(1988)第46页；《攸县志》(1990)第39页。
[10]《弥勒县志》一九八七年版第28页。
[11]《正宁县志》一九八六年版第582页。
[12]《醴陵县志》(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36页；《邵东县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第334页。
[13]《掘港镇志》一九八九年版第93页。
[14]《泉港镇志》一九八六年版第19页。
[15]《阳朔县志》(1988)第13页。
[16]《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556页。
[17]胡平《中国的眸子》，《当代》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18]《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61至268页。
[19]胡平《中国的眸子》，《当代》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20]〈藏在角落里的历史：林彪死党程世清〉，见2006年02月15日http://news.sohu.com。
[21]《大庆市志》一九八八年版第25页。
[22]《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349至359页。
[23]刘真《红尘追忆—大自然伤口和人的尾巴》，香港《开放》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第六十七页。
[24]《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四七三页。
[25]《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477页。
[26]《嘉荫县志》一九八八年版第23页；《望奎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30页。
[27]1968年6月24日王洪文在《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人民交大学习资料》一九六八年第七号。
[28]《凌源县志》一九九五年版第24、416页；
[29]《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二○○○年第八期第52页。
[30]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吕复发言第3页。
[31]张记书《无法讲述的故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68、69页；1994年张记书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32]《宾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168页。
[33]《密云县志》(北京出版社，1998)第30页。
[34]《川沙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557页。
[35]《安塞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752页。
[36]《瑞丽市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第47页。
[37]《昆山县志》(1990)第48页。
[38]《思南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38页。
[39]《武进县志》(1988)第46页；《如皋县志》(1995)第40页；《高邮县志》(1990)第69页。
[40]《如东县志》一九八五年版第34页。
[41]如河南唐河县，“2，632人受到批斗。”《唐河县志》(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3)第53页。
[42]《淳安县志》(1990)第24页；《武义县志》(1990)第33页。
[43]《和平县政府志》(1986)第33页。
[44]《西乡县志》(1991)第30页；《安康县志》(1989)第907页。
[45]《新津县志》(1989)第736页；《什邡县志》(1988)第1-57页。
[46]《大新县志》(1989)第337页；《祁门县志》(1990)第30页；《甘泉县志》(1993)第31页。
[47]《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85页。
[48]《宁乡县志》(1995)第130页；《衡阳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第344页。
[49]《长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605页。
[50]《阜平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第294页。
[51]《伊金霍洛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第59、58页。
[52]《景德镇市志略》一九八九年版第321页。
[53]《万年县志》一九八二年版第255、258页。
[54]《伊通县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180页。
[55]《乡宁县志》一九九二年版第756页。
[56]1986年12月中共容县委员会整党办公室〈容县“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一册)，1987年3月。
[57]1987年10月中共钦州地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钦州地区“文革”大事件》，载中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四册)，1987年10月
[58]《武义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一页。
[59]《宁乡县志》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三○页。
[60]本人保存的某日《人民日报》剪报；《当代中国的甘肃(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20页。
[61]《当代中国的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69页。
[62]《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二○○○年第二期第15页。
[63]《开放》月刊(香港：冲天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五期第36页。
[64]《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五卷第132页。
[65]《崇义县志》第26页；《邢台县志》第35页；《和平县政府志》(1986)第33页；《收获》杂志(上海)1989年第四期第14页。
[66]《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97至104页。
[67]《景德镇市志略》一九八九年版第320页。
[68]《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441页。
[69]北岳文艺出版社《荒诞岁月奇闻录》，宁连乔《不只是一位归国博士的悲哀》。
[70]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黎本初发言第1至2页。
[71]方守玉《上官云珠的艺术和婚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第86至91页。
[72]《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223页。
[73]《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十期第66页。
[74]叶永烈《名人沉浮录》第一○七页。
[75]金汕《容国团之死》，《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
[76]《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集)》(北京：《北京日报》编辑部，1985)第91页。
[77]《当代中国的甘肃(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20页；《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346页。
[78]《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7页。
[79]《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95页。
[80]《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71页。
[81]《山东四十年纪事》一九八九年版第138页。
[82]马志刚编《大冤案与大平反》(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第261页。
[83]萧思科《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第541页。
[84]《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196页。
[85]1968.2.21江青接见天津群众组织的代表时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方纪书面发言；《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一九六页。
[86]《深泽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第37、38页；1978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孙福田发言第4页；《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196至204页。
[87]宁斌〈塘田市抓黑杀队始末〉，见http://www.kuairead.com/article/20059/32.shtml。
[88]林启山《“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载《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作者时为中共邵阳县委办公室干部，地、县联合调查团成员兼秘书，负责记录掌管全部调查材料。
[89]《人民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七期，彝族作家李乔《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奇遇》。
[90]《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268页。
[91]《伊金霍洛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第58页。
[92]《宁明县志》一九八八年版第133页。
[93]1987年8月中共百色地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百色地区“文革”大事件〉，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三册)，1987年10月。
[94]《武鸣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30页。
[95]《宾阳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162页。
[96]《上林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388页。
[97]《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期第92页。
[98]《广西文革大事记》(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当代中国的广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130页。
[99]《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22至223页。
[100]林青山《康生外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第325页。
[101]《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第228页；《武川县志》(1988)第28页。
[102]《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222至223页。
[103]周孜仁《昆明军区政委兼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遭暗杀之谜》，3/23/2006《中国事务》(www.chinaaffairs.org)转载。
[104]《腾冲县志》(1995)第39、40页；《蒙自县志》(1995)第66页；《思茅县志》(1993)第19页。
[105]周孜仁《昆明军区政委兼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遭暗杀之谜》，3/23/2006《中国事务》(www.chinaaffairs.org)转载。
[106]黄尧《最后的音符》。
[107]《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494及501页。
[108]《宝山县志》(1992)第1087页。
[109]《青浦县志》一九九○年版第40至41页。
[110]《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9页。
[111]《海安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第44页。
[112]《射洪县志》一九九○年版第页。
[113]《长海县志》(1984)第539页；《汉中市志通讯》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第15页；《宝山县志》(1992)第1087页。
[114]《台安县志》一九八一年版第136至137页。
[115]《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38页。
[116]《怀柔县志》(北京出版社，2000)第28页。
[117]《镇雄县志》(1987)第325页；《弥勒县志》(1987)第27页。
[118]《成安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第508页；《宾县志》一九九一年版第168页。
[119]《阜平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第293页。
[120]《爱辉县志》(1989)第49页；《望奎县志》(1989)第30页；《甘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页。
[121]《带岭区志》一九八八年版第二十三页；《新寺乡志》一九八九年版第27页。
[122]《扶绥县昌平区志》(1982)第73页。该社一万八千余人。《金寨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0页。
[123]《龙井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25页。
[124]《松江县志》(1991)第40页；《金山县志》(1990)第34页；《川沙县志》(1991)第550页。
[125]《崇明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963页。
[126]《武定县志》(1990)第30页；《和平县政府志》(1986)第33页。
[127]《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192页。
[128]《扶绥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19页。
[129]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1969年笔者收集抄录于安徽当涂丹阳湖军垦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