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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否“忘恩负义”?

越南和中国大陆是两个世界上已经屈指可数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近却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把石油钻井平台拖到离越南海岸120海里处而引起越南人强烈的反弹,导致在越南各地举行大规模反华示威游行,并扩展为暴力事件。

据大陆官媒报道,5月13日,距离越南南部胡志明市,即前南越首都西贡以北二十多公里平阳省的星加坡工业园地内,被视为中资企业的十多间外国工厂遭到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疯狂的打、砸、抢、烧,现场一片废墟,劫后惨状,令人震惊,其情形彷似2012年9月因为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而引起中国大陆反日浪潮,打砸抢烧,如出一辙。只不过中国是针对中国人,越南也针对中国人。

由于暴民不分青红皂白,看到有中文字的厂房就破坏、掠夺、放火,所以很多日企也遭受池鱼之殃,台、港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越南反华暴动越演越烈,蔓延至中部地区。在河静省,建设中的台塑钢厂亦被暴徒捣毁、纵火焚烧,里面被抢掠一空,遍地垃圾,现场令人震撼。

越南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反华抗议活动,遍及越南65个省市的22个,显然是得到越南政府的默许、纵容,甚至是煽动,才弄到一发不可收拾的。越南反华示威并非首次,以往中越领海纷争引发的反华抗议活动,都在越南警方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今次是过去三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越南和中国大陆都是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利用国民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来排外、向对手施压以增加谈判筹码,是最佳的外交手段。

中越两国一衣带水,曾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战友。

在第一次印支战争(1946-1954),中国大陆一直在背后支撑当时越盟对抗法国殖民统治,不仅援助巨额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同时还派出以陈赓和韦国清为军事顾问团的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越盟在1945年5月7日奠边府大捷中取得胜利,迫使法国在日内瓦签署恢复印支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越盟八年的抗法战争,越盟在越南北方建立起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政权。

第二次印支战争(1959-1975),又称越南战争,简称越战。在长达16年战争期间,中国大陆成为越南抗美的安全大后方,源源不断的物资通过边界运往越南北方。中国大陆向越南提供巨额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按当时汇率计算超越200亿美元。1965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允诺: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据悉,32万因此打着“抗美援越”的旗帜、换成越南军装的中国大陆军队,浩浩荡荡越过中越边界,开往越南战场。中国大陆有一千多人在“抗美援越”战场上付出了生命,且至今尸骨仍然长眠异国他乡。1953年7月,中国大陆还把南海最大的一个岛——夜莺岛,也叫浮水洲岛(即后来越南称白龙尾岛)“秘密移交”给北越。2000年12月25日,中越两国签订《北部湾划界协议》,原本属于中国的夜莺岛正式的、被永久割让给越南。

1979年2月,中越两国由于柬埔寨问题而吵翻了脸,导致中越兵戎相见,中国大陆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只进行了两周,双方都宣称获得胜利,但双方为此付出了三万多条生命的代价。在这场战争里,越南用的还是中国大陆当时供给的武器来打中国军队,用中国大陆援助的大米来作掩体,弹药比中国大陆军队还充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的1999年12月30日,中国大陆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把云南的老山和广西的法卡山“慷慨”划归越南。

然而,中越两国的历史恩怨情仇由来已久,越共政权在一部《越南古代史》里说:“越南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侵略史”。越共对其北方邻居大国一直抱有很大的戒心,虽然中越贸易在中越战争后迅速增长,唯双方互不信任长期存在,并不时爆出争端的火花。这次由于中国大陆在“自古以来为中国领土”的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再次成为两国对峙的导火索,无辜的华人成为牺牲品。

其实,无论中国大陆还是越南,都是前苏共的翻版。而苏共政权每逢出现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时,往往就会想方设法或挑起和外国的冲突,或营造、夸大外国对本国的侵略,或利用、歪曲历史来激起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转移国内矛盾、视线,凝聚民心以巩固政权。这是苏共政权根深蒂固的本质、一贯的娴熟的手法。朝鲜是如此,中国大陆也一样。金家王朝第三代金正恩,无视世界的指责,进行导弹发射及地下核爆,把美国渲染成敌视朝鲜、要对朝鲜侵略的“人民宿敌”,无疑是出于维持其独裁政权的需要而转移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日益恶化的危机。金家世袭三代统治朝鲜,师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先军政治,把与外界隔绝、经济本已弱小的朝鲜弄到一穷二白,成为人间地狱。自从1990年代中期的一场大饥荒后,外界估计至少造成数百万朝鲜人死亡;朝鲜为了发展核武,迄今已投入约7.4万亿韩币,这笔金额可以拿来购买1940万吨玉米,足够朝鲜人8年的口粮。

自从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了钓鱼岛后,引起中国大陆的抗议,导致中国大陆发生了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无数“爱国青年”走上街头砸、抢、烧,连中国人的日本汽车也不幸免。这种“爱国无罪”的行动令举世瞩目,但却得不偿失,甚至几乎引火烧身,除了让中国大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形象一落千丈外,中国人被国际社会形容为不文明的、野蛮的民族,日本反而嬴得国际舆论的同情。

北京后海恭王府附近一家“百年卤煮”餐馆为表达爱国心,贴出一张标语:“本店不接待日本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和狗”,因为日本、菲律宾、越南都与中国有领土纷争,这种傲慢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行为,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映出中国大陆一贯“爱国教育”洗脑宣传的“功绩”。中国大陆经常骂日本篡改侵华历史,但中国大陆亦何尝不是窜改自己的历史。

越南与大陆一样,吸取了前苏联东欧政权保守封闭以致走向崩塌的教训,引进了部分市场化机制,并实施对外开放,试图通过经济发展维系专政政体。但在一定程度上,越南类似于1989年之前的大陆,尚有余力在体制上作出若干调整,比如越南就在党内民主和国会建设上做出了一定尝试。但这种调整仍然是局部和有限的,并未触及专政本身,越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有时甚至超过了大陆。

但和大陆一样,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必然会冲击原有的意识形态。首当其冲的,是亲市场亲文明世界,要求进一步改变现行体制的自由化思潮,而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对外交往,也会刺激民众的民族认同,大批外资外商的涌入,更不可避免地在部分民众中唤起抵触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因此,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往往结伴而生,中越两国皆不例外。

但执政党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具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出于意识形态的截然对立,从一开始就会警惕防范进而加以压制自由主义思潮。在大陆,伴随着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未曾松懈,此外,为了抵御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当局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民族主义思潮。

大陆的这一做法收到了效果,1990年代后期,《中国可以说不》等图书红极一时,《环球时报》等“商业民族主义”报刊销量大增,在行动上,各种民族主义抗议也开始抬头,如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的大规模抗议风潮,此后十余年,因中美撞机、因日本申请入常、因奥运圣火,因中日钓鱼岛争端,各种抗议风潮层出不穷。这背后,都有借民族主义抵御自由化思潮的用心。

不过,在另一方面,由于必须依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维持经济发展,民族主义对于当局又从来都是双刃剑。首先,民族主义思潮在强调民族认同之外,往往对外部世界采取抵触乃至排斥的心态,动辄以抵制相号召,违背了全球化时代下的经济开放大趋势,也触犯了当局的对外开放以发展经济的大局。其次,国家对社会采取全面控制,市场化松弛了当局对民众的直接控制,但又不允许社会出现任何的组织形式,这使得任何抗议风潮都容易迅速转变为骚乱乃至暴力骚乱,无论是发生在大陆的反日抗议,还是发生在越南的反中示威,最终都落入暴力。

越南反华事件之后,《环球时报》发表题为“越南暴徒是东亚投资秩序的公敌”的社评;这表明,当局既有利用民族主义对冲自由化思潮之心,但也不愿意发生威胁到投资秩序的群体暴力。

不过,无论怎样压制,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总归会不断壮大自由化思潮,民间对于现行体制的质疑乃至挑战也就始终在寻找机会,即使是因民族主义情绪引发的群体抗议,也可能为自由化挑战提供机会。无论是在大陆的反日抗议中,还是在越南的反华示威中,也都出现了自由化的表达夹杂其中。对于当局而言,也必须防止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大陆的各次民族主义抗议,无不在随后遭到压制,越南的反华示威乃至暴力,自然也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无论是大陆还是越南,当局对于民族主义往往采取既利用又防范的双重手法,此次越南排中事件中,大陆的淡化处理,就是鲜明例证。

不过,尽管存在对民族主义的某种防范,但其政权和自由化思潮之间,具有更为根本的紧张关系,对民族主义的利用也具有长期和根本的战略价值。可以预期,无论是大陆还是越南,当局对于民族主义都会采取利用为主,防范为辅的策略,具体则表现为对于各种民族主义表达的容忍乃至鼓励,对于各种具体的行动则加以限制。也因此,在当局的这种容忍乃至利用之下,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和各种抗议示威的不时发作,仍会不时地出现在中国大陆和越南。

在中国大陆,随着国力的上升,会刺激某种崛起的意愿,而经济和社会发展更会进一步推动自由化思潮的发展。当局也有进一步借用民族主义对此加以压制的企图。在这两种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一种通过对外拓展树立国家权威,进而压制国内异议思潮的思路已经在《环球时报》这样的平台上叫嚣了多年,并显露出进入了当局战略意图乃至执行层面的迹象,而类似的进程同样也出现在越南。

发生在南海的民族主义遭遇战,其实是两国内部进程的外化,也势必是一场长期的拉锯。在这场拉锯战中,不存在“忘恩负义”之说。

这就像“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后,签署《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割让本已收复的国土。这种做派,连中越双方的国民都会感到莫名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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