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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为什么拒绝“德国式道歉”?

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出访德国之前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在被问及日本是否可以像德国那样谢罪时说:“日本不能模仿二战后德国向欧洲所进行的谢罪与和解的做法。”

他表示,二战后欧洲的最大课题是团结,在这种氛围下德国才表现出道歉与和解态度。他认为亚洲情况不一样,他还说,日本战后在与伙伴国家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和平条约,真诚地解决关于赔偿、财产和领土要求等问题。

纵观德日战后对被侵略国家和受害国的谢罪与和解,确实有很大区别。

战后,德国无论政府还是意识形态,都和纳粹做了彻底的决裂,1970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这个简单的悔罪动作使德国的真诚感动了世界。两德统一后,一个民间组织发出倡议,建议在首都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碑,纪念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这一倡议马上得到柏林市政府的赞同和财力支持。2005年5月10日,大屠杀纪念碑揭幕并向公众开放,德国总统克勒、总理施罗德、联邦议院议长蒂尔泽等政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代表等共1500多人出席了仪式。德国联邦议院议长蒂尔泽指出,大屠杀纪念碑是用来纪念在纳粹统治时期欧洲惨遭屠杀的数百万犹太人的。企图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纳粹德国犯下的最恶劣、最恐怖的罪行。

而在日本,战后,不仅有甲级战犯出任阁僚,而且还有人担任过首相,历代阁僚中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发言接连不断,就是现在的首相安倍晋三,也对日本的侵略历史抱有一定的肯定的态度,2013年4月23日,安倍晋三在日本参议院答辩时表示,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以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取决于从哪一方看待问题。这番言论引起亚洲邻国的反弹。

在教科书问题上也是如此,战后德国的教科书制度跟日本大同小异,两者都是由民间作者按政府的指导大纲编写,经官方检定合格后,由地方与教育部门从合格教科书中选取。但是从1980年开始,日本淡化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不断出笼,并因此与中国及韩国等纠纷不断,而德国完全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为什么日本和德国出现如此的不同,安倍虽然做了种种说明,但是最根本的不同,应该是文化的不同。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天皇“万世一系”的国家,日本天皇的王朝堪称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王朝,从建立至今,拥有着125位天皇,不管其权力是虚是实,却从没有被其他王朝取代过,直到今天依就存在,从来没有发生过“易姓革命”,而德国的历史上有过推翻威廉二世的“易姓革命”。

这种“万世一系”的文化,造就了日本人独特的历史观。黑格尔曾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而日本人的历史观似乎可以概括为“凡是历史都是合理的”,他们忌惮去抨击死者,忌惮说死者的坏话,而历史是人造就的,因此可以说,日本人也忌惮抨击历史和否定历史,他们似乎永远把历史看成现实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现实。他们永远把祖先看作自己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说先人不好,其实就是说自己的不好,这也许是日本和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同的地方。

他们的历史中不是没出现过大和民族之间同胞相残的战争,但是每当战争结束后,他们会为敌方的死者进行隆重的祭奠,从表面上看,这种祭奠是出于日本的一种“怨灵恐惧”的文化,但就其文化人类学的功能来说,这是“万世一系”的民族一体感的再造与恢复。在日本人看来,现在是过去的历史延续,不论战死者曾站在哪一方,他们都是为今日而战,今天和平的花朵,就是他们的鲜血染成,明治维新的反叛者西乡隆盛的铜像在上野公园的烂漫樱花中傲视人间;抗击政府军的白虎队在日本人心目中百世流芳……

在日本,是在全方位肯定死者的同时也肯定了历史,这种生死观和与这种生死观紧紧相联的历史观,使日本在历史上虽有生死搏杀却没有易姓革命,虽有政权嬗变去仍保留万世一系的皇统,这使他们在拒绝批判死者的同时也拒绝批判自己的历史,他们可以说,我方的历史和敌方的历史都是合理的,但是不愿说,敌我的历史都是不合理的,更不愿意说自己的历史是不合理的,因此作为日本人的安倍,也拒绝以全面否定自己民族的一段历史为前提的谢罪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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