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政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在六四清晨为救他人，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方政先生。
方政在1989年是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四年级学生，当时任系团支部书记，也是学生党员。方政回忆说，他当时和很多学生一样，是出于对胡耀邦的怀念和好感，参加到学潮中的，继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官倒、腐败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这些诉求遭到中国官方的推诿，4.26社论把学运定性为“动乱”更激化了矛盾。
方政说，从5月19号戒严令发布以后，他基本上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6月3号晚上，方政和其他几千名学生继续在天安门广场静坐。
“其实当时，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几百万的北京市民在堵军车，在保卫广场，那么广场就是一个象征，它是一个阵地，这是我们民众自己的一个广场，是我们民意的一个阵地，我们学生要守在这个阵地。我想，6月3号晚上，最后在广场的几千学生，大概跟我的想法一样，满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我记得大概在天黑之后，很多北京市民来跟我们纷纷告别，说你们在这儿，我们去路口，去外面，去阻拦军队来保卫广场。这很让人感动。其实大家后来也知道，北京市民付出的牺牲、流的血更多。他们在广场的外围、在路口作出很多牺牲，这些牺牲是为了阻拦军队对广场的围剿和镇压。相对来说，我们在广场的学生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后来我知道，广场是相对安全的，伤亡最小的一个地方。直到早晨清场，我们被驱逐出广场，在那一刻，我依然还认为，我可能是安全的，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直到我被驱散，离开广场的时候，我内心依然认为，我们是和平、理性、有秩序的学生，我们不应该受到这种野蛮、血腥的镇压。但是当我们走到六部口的时候，我在六部口遭遇坦克的这一幕，对我以前的很多想法是一种颠覆，因为它确实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
方政回忆说，6月4号凌晨6点左右，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拐上西长安街走到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后射出许多毒气弹，在学生队伍中炸开，有一颗就在他身边爆炸，走在他身边的学妹，突然昏倒，他赶紧抱起学妹向路边转移，而此时一辆坦克快速由东向西向学生队伍冲来，方政奋力把学妹推向人行道边的护栏，而自己来不及躲开，双腿遭到坦克碾压、拖行。他挣脱坦克履带链条，滚到路边，昏迷过去，后被市民和学生送到积水潭医院抢救。医院对方政施行了双腿截肢手术，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处截肢。
在医院醒来后，方政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为什么6月4号清晨6点，已经占领了广场、已经清场完毕的军队的坦克，会在六部口向有秩序、和平撤离的学生队伍冲杀过来，造成学生的重大伤亡？
“这是我当时在医院醒来之后，心里一直化不开的一个结，也是一直想不通、问自己找不到答案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么多年了，大家都说，要真相，对于我个人的遭遇来说，六部口坦克袭击人就是我所要的最大的一个真相，是和我密切相关的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坦克会从我们身后，在占领了广场以后，从东向西，追杀学生？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举动？而且，当时的指挥官是谁呢？坦克的驾驶员是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指令呢？他们为什么会作出这么一个行动？因为六四很大，北京也很大，参与的人很多，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相的一个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细节。而对于我来说，我追求的真相就是我受伤的这个细节：六部口坦克，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追杀学生？因为他完全是面对着这么一个和平的、往前行走的学生队伍，从我们背后开过来，而且坦克非常快，在高速冲杀的同时，他投掷了毒气弹，导致很多学生根本就没办法躲闪。而且他直接占满了街道追杀学生。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追究的问题，不管它多少年，25年还是多少年，这个追究，这个问责是一定要坚持。因为只有真相，才会有正义，这是第一步的。真相一天不明，死者不得安息，我们这些受伤害者不得平静。”
方政受伤住院期间，西城区公安分局对方政进行了调查备案，出院后，校方对他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清查。方政说，当时审查人员“循循善诱”，要他对被坦克碾压保持沉默，改口说是被军车或其他车辆压的，被方政拒绝。审查人员还常给方政播放王维林拦坦克的镜头，说坦克停下了没有碾压王维林，由此推断方政当时一定有暴力行为，才招致坦克的碾压。
“中国政府在六四镇压之后，最先想做的就是，不希望把这些真相让人们知道。在海外人们对王维林拦坦克是这么一种解读，它是一个象征，一个勇气的象征，我也觉得很好。可是，当时在89年之后，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看这个画面，他们审查我，也让我去看这个镜头，是另外一种反面的，是以此来否定我，来掩盖他们的真实的六部口镇压的真相的一面。这是我真实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两组坦克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真的能够比较全面反映整个六四镇压中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军队的绝对的残酷和镇压，六部口坦克压人，在我身上我觉得是一个充分的暴露。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王维林拦坦克，当然也代表了北京市民的勇气。有的时候我在想，我真的想要知道，同时的这两个坦克里的驾驶员，我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是谁，他们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王维林面对的那个坦克的驾驶员，他停下来了，慢慢的停下来，甚至还钻出坦克和他讲了话。最后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他现在在哪里？他的结局什么样？其实我也挺想知道六部口压我的这辆坦克，当时他的驾驶员是谁？现在在哪里？他当时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命令？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追究的。以后中国在民主转型中，或者是民众、政府的对抗中，这些也是普通民众一员的军人，他们在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们能否恪守一点枪口抬高1寸的道德，其实还是对今后中国很有意义的。”
方政遭坦克碾压受伤后，妹妹从外地到北京照顾他，靠做打字员的微薄收入，兄妹俩勉强度日。1992年3月，方政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并取得铁饼和标枪两项冠军，获两项远南（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最好成绩。1994年，方政本来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中国当局却因为他是六四事件的伤残者，取消了他的比赛资格。此后，方政无法参加任何体育赛事。中国公安部门一直把方政当作监控对象，使得许多公司不敢雇用他。方政自己尝试过多种谋生方法，例如开小卖部、办餐馆、画廊等，也难以维生。
2009年2月，经“人道中国”组织救援，方政携妻女抵达美国旧金山。后经多方帮助，方政安上了智能假肢，可以独立行走，还可以自己开车出行。回顾来美国后的生活，方政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士表示感谢。
来美国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真的是很感恩的，能够来到美国生活。我们一家人来的时候，是我和我太太带着一个8岁的女儿，现在我的二女儿已经两岁了，可能很快，今年六四之前，我们会有第三个孩子出生。我个人家庭的生活很平静，也很充实，很幸福。所以真的，在美国这几年应该是非常的好。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不仅是我的思想言论上在这里有安全、自由的保障，同时，因为这边的设施，我在这边开车、到哪里去，我的行动，我用假肢可以做很多事，做各种各样的事，我个人获得了充分的自由。
方政说，比起还在国内的六四受害者，自己真的是很幸运，他也时常牵挂国内‘六四’受害者群体、良心犯和良心犯家属的困苦遭遇。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没有忘了对国内的关注，和对国内这些朋友的联系。我想，我们在海外的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愿，或者有这种责任，为中国的这种人权的改善，民主的进步，做出自己的一点点努力。所以，我到这边之后，这几年我也加入到一些这样的活动，现在我是人道中国的理事，也是他们的义工，在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对国内的一些需要救援的这些政治受害者、良心犯家属和六四的伤残人士，提供一定的人道救援的帮助。这是海外很多机构也在做的。同时，我还参加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活动，参加一些对中国的民主教育，和未来的民主转型，做一些推动性的一些工作吧。反正尽自己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总之希望中国能够早一天六四能够平反，早一天中国能够有开启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的一天吧。
方政认为，近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更多异议人士被抓捕，受到更为残酷的打压。方政对习近平政府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不抱乐观态度，但也不排除中共上层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把六四事件归咎在某个人身上的可能性。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们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保党，他在考虑采用什么形式保党，可能会把六四的责任归咎到某一个个人头上。比如说，现在纷纷在放风，李鹏家族可能是下一个特大老虎。随着这种以反腐下手，最后能不能给他在政治上给他归一个罪名，或者让他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倒很难说。也许他们也在权衡，比如说最后查到李鹏家族，那最后六四镇压的这么一个政治责任，是不是要让李鹏个人来承担？其实我们当然知道，李鹏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让李鹏个人承担，《李鹏日记》中他也诉说了很多他的无奈和委屈，可能他也认为，这完全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的决定。但是，共产党其实历史上也用过很多次，最后把所有党的错误，作为一个时代的荒唐，最后归结到某些个人或者集团，让他们来承担，使得这个党永远是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使这个党能延长他们的统治。能够换取民心，能够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能让他们去走下去。这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方政指出，六四事件多年来在国内被压制，被消音，这本身是不正常的。他希望，在六四25周年到来之际，更多中国民众能够勇于谈论六四，表达自己的看法。方政认为，当国内的民众都在追问六四事件真相的时候，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问责和赔偿的时刻才会真正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