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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参与者、受害者、经历者见证六四

六四25周年将至,25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几代人成长起来,由于对历史的封锁,一些90后,以及21世纪出生的人可能对六四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六四25年过去了,当年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受害者以及无意中目睹了当年惨案的人对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本次揭露就请四位不同经历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也算是对这段历史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1

吕京华当年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当年因为同情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而加入到支持他们的行列中,最后成为运动领袖之一和广场上原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在六四以后,因遭到通缉而流亡,与当时只有一岁的女儿天各一方。

吕京花: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加入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因为那里边的女人不是很多,所以有一个女人出现的时候就显得相对很明显。我们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西边有一个帐篷,比较隐蔽一些,我们想搭一个棚子,但是这个棚子不是一时半会能搭起来的,但是广播必须有声音,所以就搭了一个桌子,有机器开始响,我就开始念来自各地的稿件,也念工人的章程和宣言以及各地收集的信息。那时候,我们的听众在天安门广场上围得一层一层的,上千人等着听。

后来到六月四号凌晨的时候,开始有一辆装甲车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半路上就被街上的障碍给阻拦住了,结果那辆装甲车着火了,这时候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开始群拥而上。那时我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在喇叭里使劲地大声喊:“市民同胞们,我们热爱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对我们的人民下手了。”一遍一遍地喊。当时很多人就被激怒了,当时我就明白第一要逃命,第二可能很快就不能见到家人了,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可是我又不能不在广播里讲,因为是我亲眼看见当时我们的人流着很多血,捂着头跑过来告诉我们新华门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军警如何用军棍打死和打伤人,然后如何把人拉走等等,这些我必须要宣传,因为要对在广场上的听众和市民学生负责。

这个时候我就不停地在广播,因为我的声音有点沙哑,当时政府就已经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广播上有一个人用沙哑的声音怒吼着……实际上就是说我。

后来共产党开始通缉我了。我是在6月9号看见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就想我们这些人早晚会被戒严部队抓走,就开始南下,买了火车票,不是一次直接到南方,而是陆陆续续转,到一个站就给家里发一个电报报平安,然后又换一个火车站。最后坐上了西安到广州的列车。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从北京往广州跑,那我就不坐这一趟车,中途转车。一路上就开往了南方。

后来我给家人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在公用电话接电话的张大妈就说:“你惹事了,你们家里来了很多戒严部队,解放军站在你家房顶上,你在哪儿呢?”但是这时候就知道有危险,把电话给挂了,那时我就知道我有危险,但是我不知道自己遭到通缉。

后来我就直接和香港的支联会联系,他们就说马上救我,因为我已经在通缉名单上了。8月23号就安排我逃亡到香港,然后转往第三个国家。就在通知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告诉和我接头的人说我的心里特别矛盾,因为我特别痛苦,我的女儿刚刚一岁,6月2号是她的生日,我也没有参加,因为我当时在广场上。我当时心里特别矛盾,我想我为了生而生,我离开了我的亲生骨肉,离开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一岁的孩子……但是我一想,警察在不断抓人,我藏身的这个广州的家也来了公安局的人员,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将我抓获。所以我想,干脆义无反顾吧,就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自由之路”……

我8月23号到了香港,1989年12月8号,拿到美国的政治难民身份,飞往洛杉矶。

在美国,因为已经获得了难民身份就可以办理家人团聚,我就开始申请我在中国的女儿和我以前的先生家庭团聚,但是我先生拒绝来美国,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后来我只能单独申请女儿来美国。我和女儿分开五年后见到了她,那时候她刚刚六岁半,到美国来上小学一年级。我们团聚了。现在我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了。

法广: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六四事件给你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吕京花:对我的家人,我是有亏欠的,尤其是我的母亲,因为我走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得了癌症,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不会在外人面前流眼泪,但是我看到妈妈照片的时候,和我原来的记忆截然不一样,人非常瘦。因为她不晓得我会遭到当局什么样的迫害,她也不知道我逃亡,她一直在苦苦地守着我,等着我的消息,也就是说,我是死是活她都不知道,而且她一直在照看着我女儿,我的女儿刚刚一岁就没有了妈……

2

方政,在六四中失去了双腿,他这25五年经历的磨难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方政:1989年6月4号上午六点钟左右,我在西长安街六部口,被从身后追杀的坦克碾去了双腿,所以那一刻就给生活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改变。从我受伤到出国,在国内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总的来说是一种比较艰难的谋生,这当中也面临着非常多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这些不公对待我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受伤的政治原因。

归结起来讲,在六四之后的最早期,中共的官方,不管是学校还是官方部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掩盖六部口坦克压人的真相,所以在对我的要求中,首先就是不让我说出我的受伤原因。

我受伤之后从医院回到学校,在北京当时有很多的“清查”,审查,包括每个人的鉴定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最大的压力就是他们希望我否认坦克压人这个事实,当然我一直在坚持说出我受伤的真实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实是不能够被轻易更改的和掩盖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的一切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毕业证一直不给我,很长时间都让我留在北京,不能给我一个结论。那个时候,有一个结论就是要搞清楚你是“暴徒”还是“误伤”,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当时中共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所有被镇压的,死亡的和伤残的,都希望将其定性为“暴徒”,这样就让镇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完全是和平的,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市民和学生。尤其我个人经历的这个特殊的例子。当时我们学生是在6月4日凌晨4点钟从广场和平撤出,经过六部口,也就是西长安街上,走回学校的这个过程中,突然遭到了解放军的坦克从身后的追杀,不仅坦克高速的冲向学生的队伍,而且还释放了毒气弹,所以我觉得就在六部口造成了一个非常血腥残酷的惨案,也就是“六部口惨案”,有很多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包括我在那里被压死,压伤,具体的人数我们也无法得到,大概现在我们知道在那里有九个学生被压死,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这二十多年在北京的生活就因为我们不愿意妥协和坚持真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也被抄过家,被短期拘禁,长期被限制自由等,这些都是一言难尽。因为20年的时间非常长。

其中还有让我觉得很特殊,很有代表性的迫害就是取消我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比赛的资格。受伤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残疾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残疾人,因为我热爱体育,原来我也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所以我在受伤之后,只要有机会我当然希望参加,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体育和政治是紧密挂钩的,一切都是政治化的方式。所以在1994年,我有一个机会参加相当于现在亚洲的残奥会,这是一个洲际的比赛,可是最后,尽管我是中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但因为我受伤的原因,就在临比赛前取消了我的比赛资格。

3

六四事件发生时,盛雪正在等待前往加拿大的签证,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但正因为看到了六四发生的惨剧,到加拿大后开始从事民运,从此再也无法回到祖国。她目前是中国民主阵线的主席。

盛雪:1996年时候,我知道国内的形势有一些变化,我也知道海外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可以回国了,所以在1996年的中秋节,9月份我就回北京了,结果在首都机场就被抓了,然后被审讯了一天,最后被遣返回加拿大。在过海关的时候就把我抓了,然后带到机场的临时审讯室里,那个屋子里站了一圈警察,中间放了一个长条桌子,三个人在桌子后边,他们给了我一个长条板凳,我当时一进门就笑了,我觉得特别戏剧化,特别象演电影,然后就一直审我,后来几个小时过去了,本身我就有晕飞机的问题,我又晕,又渴又头疼,我就告诉他们我特别难受。结果他们就决定把我带到首都机场宾馆,五个人一直轮番审我。

法广:他们要审出什么来呢?

盛雪:刚一开始,在首都机场刚刚把我带走的时候,一进房间,中间那个人就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叫什么名字”,我就说我的护照子他的手上,所以就不用问我这个问题了。他就说让我老实一点,要把所有反政府的行为都说清楚,我就说要更正一个概念,在加拿大反政府是合法的。然后他就又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当然说的是你反中国政府。”我说:“那我必须和你说清楚,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中国有好处的……”

他们就显示出对我在海外做的事情非常清楚,非常了解,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见了什么人,组织了什么活动等都非常清楚,还有我身边还有哪些人他们也能数得差不多,所以我也说:“既然你们掌握了这么多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用再问我。”他们说,他们掌握的情况和我自己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后来主要是要让我写悔过书,让我写我出国以后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误导,所以就参与了西方反中国的一些行动,我对此感到非常悔恨等等,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根本不可能写这些东西,即使是写了,我和你们都知道我是骗你们的,我也会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反正就是在24个小时的时间内讲了很多话,我不可能写这个悔过书的,后来他们就说,既然我不写,那就对不起了……

2008年的2月6号我去香港,在香港入境处又被抓了,在关了一个晚上后遣返出境。

4

董昕,是盛雪的丈夫,他在六四凌晨亲眼见到了一名女孩被子弹打中头部,他希望可以通过广播见证这段历史。

董昕:1989年6月3号晚上,6月4号凌晨在西单的十字路口,我当时跟一个朋友开一个小店,小店面对的是长安街,西单那一段,所以当时我看到了一些非常血腥的事情。

在我身边发生的最血腥的事情是,当时军队进来以后,天黑了,有很多市民在路上,我本人是在我的店里,当时我们关着门,就是趴在窗子上看,很多市民在大街上,开枪以后就躲在路边暗一些的地方,有一个女孩子就躲在我的商店门口,枪声很杂。突然这个女孩就倒在我的商店门口,因为我的后面是一个居民院子,就把这个女孩拉到院子里。然后就看到这个女孩的右太阳穴有一个枪眼,左边大脑的脑盖被掀开了,她当时还在喘气。她男朋友急了,他就从院里抄了一把菜刀,要往外跑,后来就被大伙抱住了。

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抱着这个女孩,要送她到医院,但谁也不敢上街,大家都躲在院子里,几个小伙子就把她拖着,驾着从房上把她送到了医院里。这是我对六四印象最深的,也是见到的最血腥的一幕,因为这就是发生在我的眼前的事情,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大岁数,叫什么。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以后,在我的商店门口,看到那颗从这个女孩的脑子里出来的子弹,又打在我商店的玻璃上把玻璃打碎了,我的商店门口那一片都是脑浆和头盖骨。

后来我就出国了,在多伦多这边有一批朋友捐了一些钱给丁子霖她们这些“天安门母亲”。1993年的时候有机会回国送捐款,我当时到丁子霖家,见到丁子霖,她就拿了一些受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我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张瑾,当年19岁。

吕京花

方政

盛雪

六四遇难者张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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